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十篇

heyongzhong2023-12-24236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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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11-12D121)



作者简介:史铁杰(1967―),安徽阜南人,安徽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余妍霞(1979―),女,安徽舒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宣传部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一、传统文化及其教育价值解读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解读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多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是以一种描述性的方式来进行陈述,如: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是指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所形成积累起来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及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的总称。[1]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归纳为以下12个方面:天人和谐、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2]也有研究者从个体与社会等层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概括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天人合一、惠鲜鳏寡、仁者爱人、互助相扶的价值实践”[3]



事实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与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较为统一的观念。从时间范畴上说,多数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种古典文化体系,从时间上界定为清晚期之前;从性质上说,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是根植于本民族土壤中的具有稳定性价值承载,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具体内容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以及佛教文化;从外在表现上说,包括了体现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以建筑、艺术为载体的物质形态以及反映民俗、风尚的动态体现。



(二)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分析



从以上传统文化的理念来看,不论对于社会发展还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传统文化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教育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传统文化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坚守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并且势必还会将这种具有规训与引导意义的价值体系延续下去。近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就指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教育内容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使学生具有“人文素养”并“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更是把传统文化上升到体系的高度,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青少年学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而,必须强化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传承与传播,真正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师生中的重要作用。



二、当前传统文化在高校中的传承现状



(一)对于当前高校传统文化传承的调查



1.调查的研究预设



理论上来说,传统文化对于学生的个体社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高等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应当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这一重要性如何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性,这其中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学生的认同程度,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内化与否,从而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信度问题;二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路径与方式,这会影响到传统文化传承的效度问题。我们围绕这两个方面自制了调查问卷,从学生的态度情感、接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方式与效果等方面来收集信息,以作出客观的分析与判断。



2.调查对象的选择



由于师范院校培养对象与培养目标的特殊要求,关注传统文化在师范院校的传承情况更具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因而本次调查选取安徽某师范院校的学生为主要调查对象,同时选取了少量其他综合类院校的学生,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6份,有效回收率94.7%。



(二)当前高校中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



1.从认知层面来看,当前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



当前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意义方面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54.5%以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2.4%学生认为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只有10%左右的学生不认可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另外,有66%的学生认为当前传统文化正在发挥着作用,其中19.2%的学生认为当前传统文化的力量很强大。而在对传统文化的后继发展的认识上,有83.3%的人认为大学期间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仅有2.8%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从弘扬传统文化层面,大部分学生认为传统文化有继续发展的必要。



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引领作用较为认可。在调查中就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四分之三以上的学生认为二者是一脉相承、有内在关联。同时,对于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22.7%的人选择了对于个人修养的意义,是所有选项中选择人数最多的。再从对于传统节日的认识来看,75.8%的学生认为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对于思想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反仅有6.6%的学生持反对意见。由此说明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大学生在认识上还是给予了肯定。



2.从实施效果层面看,传统文化传承的效果一般



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情况来看,学生总体上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理想,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表示不了解或是仅仅粗略听说,表示非常了解的只有5.4%。这说明在高校中的传统文化传承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从不同学生的认识差异情况来看,学校的传统文化影响作用并不明显。从性别对比看,在调查中男生表示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数占到其总数的58%,而女生的这一比例只有33%。从专业对比来看,文史类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占55%,而理工类这一比例只占37%。



3.从途径上看,传统文化缺乏有效的传承方式



从学生所获得的传统文化影响途径来看,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如对于仁、义、孝、忠等传统美德的认识与情感,44%的学生表示是自小耳濡目染形成的,另有45.9%的学生表示是在课外书中了解的。在问及学生“主要通过怎样的媒介接触到传统文化”时,有22.9%的学生回答是电视,有20.4%的学生回答是互联网,只有约18%的学生是通过书籍接受到传统文化。而对于从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传统文化影响,64.1%的学生表示很少。



学校对于传统文化传承没有有效的途径。从较为正式的课程角度来看,在统计中有51.4%的学生表示在大学没有开设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从学校的组织与活动开展情况来看,仅有9.6%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学校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社团组织,相反一半以上的学生明确表示所在学校没有类似组织。从相关活动的开展与参与情况来看,仅15%的学生表示参与过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自己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活动。



三、促进传统文化在高校中有效传承的思考



1.在观念层面对于传统文化要能够积极认同



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主体的文化认同,即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前高校中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首先存在着在思想上重视不够的问题。从学校方面看,缺少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总体规划,诸如课程的开设、内容的选择、活动的开展等。从学生方面来看,表现在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拓展获取传统文化信息的渠道,满足于被动、消极而零散的获取有限的传统文化内容,并且对于所获得的有限内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从当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诸多研究者都指出传统文化的传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问题,这种认识首先是准确的定位,正确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其次是科学的评价,包括评价传统文化内容自身的现实意义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状况。就当前来说,研究者较为多数的评价意见指出当前的传统文化正在日益“式微”[4];批判的继承,这也是在践行教育的创造与更新文化的功能。



具体来说,从学校方面必须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传承对于人才培养及培育过程的重要意义,在目标预设时将传统文化提升到与学校正式课程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传统文化与各学科内容之间有机整合。



2.在行为层面以多元、立体的方式践行传统文化



从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来看,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方式,不自觉的、被动接受,缺乏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承形式与载体,因而,在促进高校传统文化传承中具体的行为举措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有研究者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创造让人感受“天人合一”的学校自然环境、加强伦理规范的社会舆论环境建设以及提升学校文化的价值引导力等途径以实现学校的文化传承。[5]在此我们将传统文化的践行从内容和途径两个方面相结合,建构一个多元、立体的传承模式。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传统文化传承一是要全面客观的进行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将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文化呈现给学生,这其中包括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价值观,民族性文化传统,特色化文化艺术等。二是要在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选择经典性的传统文化著作,并以中肯的态度指导学生去学习、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但凡一个大国、一个强国,都具有能在世界上足以称道的本国文化,这是一种真正的本国特色的非物质力量[6]。三是将传统文化与当前的思想价值观相对比融合,即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以与时俱进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从而有效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意义。



其次,从途径上来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是要形成一个立体层次,包括以学校网站为代表的校园网络媒体,以校报、校刊、宣传栏、社团期刊为代表的平面媒体的文化传播,也包含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内涵,课程选择、课堂教学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解读,再到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对于学生评价中的传统文化意义显现等,从而形成一个由外到内的学校立体传承体系。



再者,整合社会的媒体资源,积极利用诸如广播、电台、电视台及书籍、报刊中涉及传统文化的栏目或相关内容,使学校内部小环境与外部大环境形成合力,从而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在生活与学习中理解与践行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取向。



3.在制度层面要给予传统文化传承以有效保障



从调查中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现有效的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否没有在制度层面体现,在实施层面更是没有明确的指导、激励与制约,因而传统文化传承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形式上,而无法真正落实。因此有效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



具体来说,这种制度体系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课程与教学层面,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建设中都要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诸如以学分选修的形式将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到常规课程体系中去;二是在学生活动层面,将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开展及学生社团组织建设纳入到对学生工作管理考评制度体系中;三是在学校管理层面,从学校的宏观办学思想,到对学院及部门的管理要求,再到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评价,都将传统文化传承在观念上、在措施上体现出来。如此,不论是宏观的方向指引还是微观的具体操作,都能建构起一个立体的,以规范、激励等方式保障传统文化有效传承的完整体系。



4.在社会层面要创造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



高校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高校自身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行为措施,还需要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社会各方面都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重视既包括政策层面的激励与引导,也包括物质层面的支撑。



在政策层面应通过制定相应的评价考核机制,激励与引导高校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比如把校园文化建设、教育质量评估、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实施情况作为评价高校教育教学的组成部分,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形成学校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文化传承 艺术设计 设计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71-02



高等教育承担着推动文化多样性、做文化创新的先行者的重要使命,系统研究传统文化、深入认识传统文化精神、通过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促进文化的传承是高校的重要职责。



1 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精神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学习、传播、应用和发展既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人格培养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传承的内容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社会和时代认可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锤炼其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意义、符号系统和社会规范,蕴含了民族的生存智慧,具有不断自我调整、与时共进的品格,是艺术设计创造的源泉。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容是非常必要的。艺术设计广泛涉及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竞争能力。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精华、发扬本土特色和优势是每一个设计人员不可忽视的课题,艺术设计教学应该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应用和创新纳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同时,文化内容的融入能够提升设计的人文价值,为现代设计开拓新的空间。



2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内容分析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主要指: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的传承,而设计思想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以视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关文化传承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的设置可以从文化精神与价值观、传统设计思想、传统设计方法和设计元素等四个层次展开。



2.1 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观



和合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精神,呈现了对人生的肯定,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自觉运用这一生存智慧,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冲突、人与社会对峙、人与人疏离等价值难题。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对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三个方面。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安身立命所必须思考的。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文化的消极后果日益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天道的生态思想值得借鉴,天人合一的价值原则启迪我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的理想是以和为贵,在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要求谨守仁道,提倡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对待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欲理合一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儒家文化的修身之道要求通过长期的自觉与自律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个人欲望被过分张扬的今天,传统的智慧引导我们走向身心和谐的自由境界。



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精神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同时要认识到优秀的文化传统要与时俱进,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竞争精神等现念,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与活力。



2.2 中国传统设计思想



我国传统的设计文化有着特有的创造理念、审美模式和造型规律,反应了中国造物哲学和艺术思维的独特性。造物实践是中国人体察天道人文的最深刻的基础,以实用理性、经验直觉、意象思维的方式,体现了经世致用、共生共荣的美学追求。



在艺术设计的教学中,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内容可以从观念、制度、器物等方面展开。其中观念层从价值观和审美出发,是对造物设计的要求和评价;制度层从形制要求出发,根据象征、礼仪确定式样要求;器物层是对日常生活中实用型器的具体规定,包括:器皿、工具、仪器等。



中国传统设计可以从天与人、道与器、理与气、文与质四组辩证关系来进行分析。“尽人性以尽物性,尽物性以参天地之化育”是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思维方式,建立天-人-物的和合关系是中国设计文化的最高理想。道器并重是中国传统设计的重要规律;通过“载礼释道”,维护社会秩序是中国传统造物的基本功能。传统造物讲究“理”,要求造物符合物性和法度;同时也讲究“气”,对气韵生动的追求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文与质的统一要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包括:造物观念、历史和风格演变等内容,其思想体系融汇技术和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内在的观念定势,其丰富的内容和辩证的理论对于当今艺术设计和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3 中国传统设计方法



中国传统设计有独特的造型规律、视觉定式和构形方式,反映了中国艺术创作和造型方法的独特性。中国传统设计讲求“制器尚象”,注重心理意象创造,是对有形之物的超越。社会意义和祈福、辟邪等观念的表达是传统设计最显著的构形意识。在设计方法上注重整体把握“意象”,强调特征融入观念和情感;注重物与物、物与人的交感对应。



中国传统设计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通过提取事物的理想模型,建立符号与传达关联,以类型化、程式化的设计艺术进行设计。这种方法以视觉经验和审美理性为基础,传承各种典章制度和形制式样,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稳定性,追求调和持中的理念。



中国传统特有的设计方法还包括“造物应时”,强调设计随环境变化,重视时间和节气,因时而变,是动态的、整体的时空系统。天人合一的追求和时空一体的观念的影响下,传统设计讲究物与环境的和谐,这种和谐既包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也包括对人文环境的适应。传统设计强调适应机制和调节机制,其多维、动态、有机的文化生态观非常值得当代设计借鉴。



在造型、色彩、材料等设计方法上,中国传统设计自成体系:在造形上综合协调设计要素,对形状变化与功能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色彩上以五原色为基础,用色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在材料方面注重取材应时,因材施艺;在内部结构上追求秩序,空间规划讲求四方八位,注重方向和布局的趋势;在构成上讲求数理关系,对设计要素的大小、比例等有很多程式格律要求。深入领会和掌握这些设计原则和方法,能为创作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提供有效途径。



2.4 中国设计元素



中国元素是反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被广泛认同的典型形象和符号。中国设计元素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反应出现代人的情感和意识。中国设计元素主要表现在特有题材和典型图案上,这种认知度高、代表性强的典型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广泛引起人们的共鸣。



中国特有的题材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观念意识、伦理信仰和生活习惯,还包括特有的工艺技术、地方名胜、民风民俗、典故传说等。中国传统题材丰富多样,是创造民族风格和本土化设计的重要素材,具有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从传统设计中逐步凝练出典型的图形和纹饰,这些视觉图像的形式构成、意境和寓意充满了中国美的格调,是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



中国元素不仅指视觉形象,还包含了中国思维特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内容通过符号系统实现沟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求符号系统的不断更新与再造。中国元素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并不仅限于传统素材的模仿与拼贴,而要在深刻理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与当代生活联系,通过合理转化体现其文化价值。



3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的方法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需要研究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构成层次,分析其与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契合点,通过教学内容的深度融合,落实文化传承的目标。



3.1 文化传承融入教学的方法



通过调查目前艺术设计教学情况、文化传承的现状,了解国内、外在设计教学中文化传承的经验和方法,分析教学内容与设计师素质培养的关系;通过对应专业的培养目标,寻找艺术设计专业和课程与文化传承的契合点。



融入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教学应该建立在对文化传承的优势、内容、难点的深入了解基础上,同时结合艺术设计教学的特点、方法和存在的问题来展开。根据艺术设计的知识结构,文化传承的内容可以分为理念、方法和应用三个层次,对应这三个层次的特点,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实现相应的教学目标。



为了使专业教学与文化传承有机结合,应该相应专业教学的要求,从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出发,梳理相关知识体系,针对性地组织文化传承的具体内容。通过文化传承内容的渗入,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文化基因及其在艺术设计领域中应用和创新方法,构建我国艺术设计教学的理论体系。



通过目前的调研和尝试发现,由于课时有限,在专业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上体现文化传承存在很多困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结合具体的课程,通过调整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任务的安排来进行。在不断的尝试和教学改革中,我们对教学效果和规律要进行细致的评析和总结,确保教学经验不断积累,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3.2 文化传承融入教学的关键环节



在设计教育中融入文化传承的理念和内容,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设计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难点。通过融入高校的专业教学,以时代和生活为导向,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在应用中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文化是认识和思维模式的反应,是艺术设计的本质和各要素之间的纽带。深入到文化结构中探寻艺术设计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系统地解析艺术设计的根源和途径,而不仅仅停留在符号和形式上;在艺术设计教学中把握中国文化和传统设计的精髓,能够提升本土设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艺术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方向。



在应用中体现价值,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是设计教学的重要任务。发掘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为当代设计提供更丰富的精神资源,对高校更好地发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杰,姜泓冰.提升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能力[N].人民日报,2012-01-30.



[2] 彭修银.东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郭建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先进文化[N].人民日报,2011-11-04.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4


传统文化是“吃人的礼教”,严重地压制了人性和个性,与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一无可取。因此,他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再造中华”等口号,认为不抛弃以儒家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就无法摆脱封建专制、走上现代化道路。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着明显的论战性质,“极端化的否定”在当时是一种论战策略。梁启超曾说过:“天下事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为了尽快“破坏”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方式,了解并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尽快成为“现代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文化先锋们有意无意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过激化的批判,拿“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西方现代精神”的精华相比较。中华传统文化中固然有愚忠愚孝、压抑人性的黑暗成分,但也有自省、仁爱、诚信等积极的成分;西方现代精神固然有理性、平等、肯定个体价值的成分,但也有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危险成分。掩其精华而彰其糟粕,以此来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精神相比一无是处,显然有失公允。“五四”时期,等人针对当时“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提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将孔孟所开创的儒家传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与封建礼教一起作为“封建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实际上,封建礼教与以儒家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有区别的:宋明之后,儒学演化为“政权化的儒家”即“儒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在有效地帮助封建王朝巩固统治的同时,也越来越显露出僵化的弊端,并渐渐与注重自省、关切个人人格发展等真正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仔细分辨两者之间的区别,将传统文化作为“封建遗毒”予以一概抹杀,在当时及后来的中国人心中刻下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截然对立的印记。



二、不仅“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概念长期被误解。



“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继承”二字也很少能够得到正确认知。常识总认为,“继承”就是接受了前人所拥有的某物,或接着做前人所做的事。但这都是有限事物的继承,作为族群认同基础的“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性意义,它的根本标志在于价值观层面,并非有形资产,甚至与技艺等无形资产也有所区别,是所有前人留给我们的财富中最为奇妙的财富。对于金钱、房产、技艺等资产的继承总是有意识的、易于理解和操作的,但对于文化这种特殊财富的继承却极为微妙和复杂。文化有可能通过无意识的方式继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并在不知不觉中将它传承下去,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自然传承过程。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是一种自然过程,这种“继承”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往往认识不足。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无意识继承,尽管具有转化创造的潜力,但也仅仅是一种潜力,要把这种潜力实现出来,还需要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面对新环境新情况的创新转化。对传统文化的有意识继承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句话中的“善于”一词很重要。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得到肯定,“国学热”兴起,一些人对于传统文化从“一概否定”急转为“一概肯定”,将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陈规陋俗也视为“文化遗产”要求保留,这是机械式的继承;还有一些人,为了使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对照西方现代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搜寻一些片断逐一与之勉强对应,这是附会式的继承。前一种“继承”,无法使中华传统文化应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后一种“继承”,无非是在西方思想体系的框架内增加一点“中国色彩”,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根基,因此都不是可取的继承方式。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是对活文化的继承,这种继承既面对历史,更面对当下和未来。传统文化不仅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阻碍,还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建构作用,这一视域下的“继承传统文化”必然是以创新为前提的继承,只有以创新性转化为前提,才能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使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提供内在资源。



三、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过程,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6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群策群力、共建共享、改造社会、建设美好生活的创举,是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源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一、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实施好保护传承工程。



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其内容中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既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一面,也有超越时代的、具有文明共性的一面,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弘扬,自然是传统文化中独特且优秀的部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而不是丧失合理性、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糟粕。继承和发扬的对象只能是“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要学习中华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经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我们要积极挖掘、整理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史前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民俗文化、治沙精神等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整理中卫历史文化、民间故事、人文精神的典籍,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实施长城、大麦地岩画、黄河古渡等遗迹的保护工程;用好平台,创意展示,做好羊皮筏子制作、蒿子面、剪纸、刺绣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工作。



二、创作优秀作品,引领继承和发扬,。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就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节目,能真正的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能触及人的灵魂,是人民最好的精神食粮。像《山海情》《花儿三部曲》《丝路情中卫村长有话说》等等优秀剧目、方言广播剧,要多创作,还要利用好媒体、网络、活动等平台弘扬出去,利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健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在辞旧迎新、慎终追远、缅怀先贤、阖家团圆、孝老敬老中弘扬文明新风。



三、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基层活动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群众性神文明建设源源不绝的精神源泉,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好优秀文化进基层活动,可以有效的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一是组织编印或发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读本》。该书应深入浅出地阐述为人、做事、求学、交友、接物等方面应有的道德修养和礼仪规范。教育大家与人交往要以“诚”为贵,行为规范要以“礼”为先,家庭伦理要以“孝”为首,待人之心要以“仁”为本,让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忠、孝、诚、仁、信等理念在全体市民中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二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以“感恩、励志、修德”为主题,在校园里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以“学经典、品人生、提素质”为主题,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在全市党政机关、窗口单位中开展“做文明公仆、创礼仪机关”活动。广泛开展促进公共文明志愿服务、便民服务等各类文明礼仪践行活动。在广大机关干部中开展读一本好书、参加一次社会公益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讲文明、知礼仪、团结友善的传统美德,自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实践者、示范者。



四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组织文化工作者,通过送书籍、搞培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市民在公共交往中乐于助人,大兴互助之风;孝老敬老,大兴孝敬之风。



五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农村。以促进农村文明为目标,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广泛开展“传统美德进农户”活动。围绕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突出孝贤文化和感恩文化,开设文明礼仪和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普及文明礼仪常识、中华传统美德知识,营造知恩图报、奉献社会的良好氛围。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7


作者简介:朱尉,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艾伊,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编导专业,主要从事新闻编导研究;秦文攀,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编导专业,主要从事新闻编导研究。



摘 要:在新形势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实为重要,党的十报告中也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文化关乎人的幸福,文化是一种力量的论断。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焦点,文化是强国的必要力量,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挑战,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因此笔者 将从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的新路径和新变化等方面探寻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与未来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新形式;新变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66-03



党的十上对于文化建设层面提出了新要求,这反映了中央对文化建设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前人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又立足于当今时展特征。其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德育思想和人文精神,强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育人功能符合当今时展特征,进而要充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依托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两者需要在互动的过程中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继承传播,在继承中得以更多的发展与创新。



一、传统文化发展现状



(一)文化源远流长,缺乏文化继承人



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历经了诸多阶段,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至今。传统文化对于国家整体文化建设及综合国力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大关键在于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文化下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合理的传承,人们的意识淡薄,对于传统文化继承方面缺失概念,无法从心深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切实继承中去。其实,要想优秀的文化得以流传下来,需要的是每个中华儿女从自身做起,树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携手共进,从源头上将文化传承下去。实践过程中,我们在宝鸡眉县横渠书院做新闻人物专访中,其中的讲解员邵春燕女士在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中做到了切实、切身、切心。多年来,由书院环卫工人蜕变到讲解员,这其中对于文化的传播历经了多层阶段,层层传播,一代又一代,从而在她的引领下让更多来当地的人对张载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化传播继承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众多,时至今日,社会的日益发展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失去了意识与理念,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却忽略了积淀的文化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倡导更多青年人从文化传播的点滴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二)文化博大精深,缺乏文化保护人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这得益于数千年来的发展和演变,然而在这种过程中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一点一点的流失、破坏、甚至是消逝。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不良行为,这一点意味着并不是所谓的烧算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其实不去关注、保护同样是对文化发展的不管不顾。现阶段我们缺少对于文化的保护人,或许还不够。我们需要宣传并动员更多的有心人发起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行动。



实践过程中在宝鸡眉县张载祠里面有很多赋有文化内涵的事物,无论是历史的碑文还是张载的生平思想等。古人张载强调“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他有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古人的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旧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于青年的求学,对于国家太平的建设,对于今天十强调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都有诸多借鉴意义。弘扬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立足当今,从小范围做起,发展更多的群体投身到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工作中来。



二、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一)文化讲授制度的开展是文化继承创新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能从单一的学习和效仿上入手,而是要创新文化传播的途径和形式,文化的建设需要人,需要发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双向循环的联系中建立了文化讲授制度。利用口头传播与这一基本的方式逐步演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网。在网状体系下形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的新机制。这一新的形式贯彻了文化先继承后创新的理念,在传播中发展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创新文化形式。尤其注意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用辩证的态度创新文化,在文化突围路径中寻找新的实践点。



得益于实践过程中的发现,现阶段在文化遗产景区中安排了更多的讲解员,而这些人恰恰是在文化继承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们,他们用切身的文化积累为更多的人讲解当地文化形成演变的现状,这种“讲授制度”的创新性在于用口述的传统形式让传统文化得以更广阔的人为与地域性的传播。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应大力发展和培养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到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保护中来。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创新,而前提是精髓的传统文化需要永久的传承和保护下去。



(二)科技力量的融入成为传统文化创新的新纪元



科教兴国表明科学与教育并重,两者不分家。而“教”也包含着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播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人员缺失、社会环境变化、经济与文教发展间不平衡等等。将科学的创新力量融入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持久保存,并且这种传播过程本身带有科技性,趣味性,更利于传播与创新。将新近的科学元素加入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和推广中,让原本晦涩的传统文化充溢着生动性,从而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渠道。



发挥科技的带动作用,运用科学技术例如三维立体效果等对传统文化的遗迹进行全方位的效果展示等,或开发数字展馆等还原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探寻文化多元发展模式,规避更多商业化发展模式,还原传统文化其真实内涵,因此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为保护和创新传统文化贡献多方面的力量。



(三)坚持和树立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文化传播的助推剂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双向过程,不能任其文化的自由发展,“文化”虽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发展却是实在的,所以在传播过程中,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推进继承和创新。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传统文化寻根沿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行。当前,传统文化的发展容易被一些不良因素引向不良的发展之中,因此,规范传统文化正确的方向和内容是创新的前提。



良好的文化发展战略作为传统文化传播新形式的重要一环,应立足于当地的文化实际当中,不可盲目顺应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方式,要规范文化的发展范畴,顺应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积极鼓励传统文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带动更多人投身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建设中来。



在文化传承的实践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引导,从源头上杜绝对传统文化引导有不良企图的人群,建立健全相关文化保护政策和策略。二是要灵活的并多元的传播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正确引导人际传播传统文化等。三是要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行列之中来。用文化法规的作用从根本上推进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建设。



(四)文化综合传播是文化创新的未来发展源泉



文化发展不分国界,中华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现如今,世界也建起多所孔子学院,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越来越密切。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文化是其中一支必不可少的因素,重视文化的国界性传播有助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在创新过程中文化传播与发展有挑战也有机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博大精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但与他国文化相比之下,文化自身也有其发展的不足,所以需要在与世界文化联系交流中,弃其糟粕,形成更好的文化创新源头。



创新是各国现阶段都非常重视的项目,多国也在积极进行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项目。以宝鸡省为例,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将在宝鸡法门寺举办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这项世界性的佛教徒盛会为法门寺带来了新的传播途径和良好的机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一部分,利用传统文化与人际传播的良好结合,开拓了文化发展新的方向,组织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组织传播的形式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源泉。在发展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方面上,宝鸡将发展旅游服务业作为申遗的基础前提,积极开发第三产业,通过大众传媒等进行传播与宣传,例如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宣传报道,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对外界进行宣传,从而将传统文化的发展引进世界。在新近社会中,同时通过自媒体传播这一途径,加快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方向,大众通过手机软件等进行自媒体的互动,开拓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路径,彰显了文化传承与创新间密不可分的程度。



因此,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形式多样,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得以不断发展创新,文化创新过程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支撑,良好的文化传播氛围,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切实地投身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之中来,从而增强文化的竞争力,提高我国文化的综合国力,在传播过程中探寻更多的新发现。



三、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变化



(一)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集聚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范畴。地域性这一特点类似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说法。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同特色的文化有一定归依感,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相交融的新变化。也正是这种新变化,使得传统文化在发掘方面有了更多可探寻的依据。例如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宝鸡眉县的旅游发展逐步呈现出聚集性的特点,景点与景点之间距离拉近,在集聚的过程中逐渐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更多人来宣传与带动。



(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开放性



传统文化在几千年里之所以保护的妥当,其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它的封闭性,不为人知,不被开发利用。当今,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为人所知,为人所用,有利有弊,虽然开放性的利用中也会使传统文化遭到一定的破坏,但这种逐步的开放性却让文化得到更广阔的传播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两者的发展都需要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范畴从而通过更多的人或是宣传等进行文化的取精华弃糟粕。



(三)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全球化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需要立足自身,同时也需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中,全球化发展中给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传统文化发展中应借鉴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带来新的机会,与他民族优秀文化进行好的融合。从未让更多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宝鸡的旅游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这无形中就带动了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脚步。



四、结 语



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存在不足,要从各个方面把关对于传统文化的建设。在现实性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建设和发现传统文化新的源泉,把握立足点。坚持正确的基本方向不变,继承传统文化有益方面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建立健全文化制度是保障,多元的发展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目标。传统文化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势之下,更加需要理性客观的分析传统文化面临的现状与危机,唯有客观准确的分析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和未来方向,才能更好的把握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有了新的形式和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探寻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创新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式,是每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铁肩道义。



参考文献:



[1]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教育;传承



大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大学生既要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传统文化的教育被忽视和弱化的倾向依然。那么,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大学教育实践之中,以优秀的文化精神濡染和塑造青年学子的心灵与人格,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1.现实的缺憾,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高等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被边缘化。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放眼世界,越是发达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是重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是大学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文化大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蕴藏,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在大学教育中加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先秦典籍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唐诗宋词流动着民族语言的优美韵律,《易经》体现出我们祖先的崇高智慧,《增广贤文》凝聚着传统社会的人生体验……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学术源泉,丰富多彩的历史蕴藏是用之不竭的学术宝藏。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它既有一些精彩的要素和闪光的方面,又有不少落后成分和消极因素。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对传统文化需要扬弃,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是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状而言,当前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大学生的传统美德观念淡薄。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和缺失,才使大学生容易接受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对大学生人格的形成起到了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功利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健康的生活目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2.时代呼唤,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更是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以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认为,只有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很好地认识和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和道路自信。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好教材”,人们通过学习把握“中华传统美德”,有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意在于继承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于将传统文化放在当今时展的大背景中进行重新的整合与优化,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更新和创造能力,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因此,传承创新文化是社会赋予大学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大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过程中,大学应发挥积极作用。在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流程中,大学阶段至关重要。中小学阶段主要侧重于经典诵读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体验。大学阶段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学习阶段,侧重于对经典的解读、研读。一个人的大学阶段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理性化探索的重要时期,这时如果没有对经、史、子、集的深度阅读,缺乏与古圣先贤的深层对话,就很难培养起坚定、深厚的传统文化信仰,很难形成自觉的做人价值观。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义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高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显得刻不容缓。3.历史渊源,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文化传承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学应有义不容辞、任重道远的责任意识。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模式的选择。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是德性文化,以和为贵为传统,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修身精神、和谐精神、刚健有为精神、人格道德精神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重点抓好的教育。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既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道德教育和全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应当贯穿于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和品格塑造的始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提高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



(二)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传统是一种力量,其通过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是文化、思想等的继承性、延续性的表现。文化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概念,在此所指的仅仅属于精神领域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传承的,是依托于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集中体现。广义上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包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是历久弥新的一种精神财富。其基本精神包括:“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礼治精神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孝亲敬长、厚德载物的精神等等。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质,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高度肯定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强调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包含着许多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2.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大学职能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逐步显现。大学需要文化的融合,需要新文化的冲击。随着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新的要求,文化传承已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自觉选择。传承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能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职能认识的拓展。同时,大学文化传承职能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一脉相承。大学不仅用先进的文化培养各种优秀人才,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社会,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导向和辐射作用。“创新文化,引领未来”作为大学的新职能,有久远的传统根源,它既是许多教育家和大学改革者执着追求的大学理想,也是大学应对社会竞争、满足社会创新之需的现实选择,是大学传统的当代化、中国化。现代大学要重视自身的文化引领和文化创新功能,通过对多元文化理性梳理、批判与融合,确立新时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包括专业基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两大部分,专业基础教育重在培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文素质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责任意识、创新精神,从而实现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其核心内涵是对于人的塑造、伦理道德的强调以及社会的维系,特别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主体———人的教化、规范成为其本质要求之一。从这点来看,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教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相互统一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互融性。



二、高等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高校各级领导,特别是教学主管领导,应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重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的师资资源,开设涉及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求。传统文化课的课程体系和讲授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现在传统文化课几乎都是“因人授课”,老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一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如何把传统文化课与现实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提升学生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思维方式,让学生有收益,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除了文、史、哲等相关专业之外,整体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可以说是很不乐观,理工科高校的传统文化缺失现象更为严重。部分高校虽然也在探索实施通识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经典,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是,相当部分高校存在着缺少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缺乏有关部门的有力推动和指导,缺乏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图书资料也不能适应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等困扰问题。



(二)大力发扬课程教学的显性教育功能



显性教育是指通过课程设置有针对性、时效性地学习接触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战场。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在业余时间有选择地阅读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史哲典籍,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坚持把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基本价值理念。本着“育人为先,德育为本”的精神,自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拓展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两课”教学中要尽可能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调整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在公共基础课程体系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并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使传统文化传承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传统文化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优患意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传统都可以渗透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增强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三)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隐形教育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创造一种感染、陶冶学生的文化氛围。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举办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专题报告会、系列讲座、研讨会等,通过征文、演讲、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利用报栏、学报、校报、社团刊物、校园广播站等多种媒体形式,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受众面,使教育形式更加生动、内容更加新颖。



(四)着力打造一批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校要把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需要有一大批既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能够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能够以崇敬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缺陷所在,用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思想推进学科的研究,达到对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叉渗透。据悉,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一次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和课程情况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普遍存在着教学问题,在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师资问题是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教传统文化公共课的老师大都是中青年教师,其中很多还是刚刚毕业,“很多都没有原原本本读过十三经,也很少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能把先秦诸子的书读完的人也少见,自己都半懂不懂,怎么教学生?”对此短板,除了培训之外,用制度来保证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失为应对策略。



(五)搭建优秀文化的传播平台



高校要充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如举办“国学大讲堂”,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与师生交流,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传习传统技艺等活动,增强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悟。此外,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传统文化的渗透,组织学生对文物古迹、风俗习惯、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调查采访,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另外,要给大学生提供读经的机会和场合,使读经成为各大专院校的必修课,至少要成为师范院学生的必修课,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



三、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需把握的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并没有真正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正常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厘清高校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混同,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资源、教学工具,或者试图将传统文化教育并入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所以,必须坚持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教学特色,不断反思创新,使传统文化教育与时俱进,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嬗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问题及矛盾,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些问题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问题与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要坚持有扬弃的继承。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创造性转化,继承传统文化,要结合时代的实践,有机融合到时代的文化中,融合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加强挖掘和阐发,要建立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大力宣讲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归结起来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要发扬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同时也要培养自身的文化个性即民族性,将传统思想与现代价值接轨,使之成为现代化的支撑性因素。总之,大学是传播、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提高大学的品位。社会各界,特别是在高校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对这个事关民族文化血脉延续的重大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智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J].武汉大学学报,1995(2).



[2]欧阳玉.传统文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J].教育研究,1999(9).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9


一、行政法保护的现状



陕西省在认真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了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以命名、表彰奖励、自主扶持等方式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2008年制定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自助暂行办法》,规定了资助资金的用途,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平均4000元。建立了25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单位),对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保护。



二、行政法保护的问题



现在陕西省仍然依据2008年制定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资助暂行办法》中制定的标准对传承人进行补贴。虽然传承人的经济来源不可能只依靠政府的补贴,但大多数传承人生活条件较差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打击了他们的传承热情。



对传承群体的整体性保护不够。当前的行政法存在着重传承人的个体保护而轻传承群体的整体性保护的误区。对陕西剪纸艺术的传承来说保护传承人很重要,保护孕育传承人的艺术土壤也非常重要,二者之间联系密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三、陕西民间剪纸艺术本文由收集整理保护方面行政法的功能



(一)对传承群体的整体性保护



陕西剪纸流传时间长、范围广,无法确定具体的创造者或保存者,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相关精神,对能够确定具体创造者或保存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权利主体确定为个人,否则就应确定为某个群体。



安塞县、旬邑县、洛川县、富县、定边县、靖边县等六个县是被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剪纸之乡。这些地区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保护好此区域内的陕西剪纸艺术生存、发展的原生态环境和创作群体。



(二)对传承人的保护



修改和完善分别于2007年和2008年制定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及《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资助暂行办法》,适时提高对传承人的资助标准、扩大资助范围。资助标准应比照社会上工资上涨的频率与幅度同比提高,让传承人能切实的感受到整个社会,至少是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重视。



稳步推进陕西剪纸艺术文件调查保存工作和传习场所建设。对传统的剪纸纹样进行抢救性保护和保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要求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的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县级文化管理部门应该对传统作品的特有表现形式即传统纹样进行固化,对当地剪纸典型的工艺、技法、图案、形态、含义汇编成书、光碟保存和管理下来。将传统作品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民俗功能、艺术风格等加以整理和记录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协助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培训讲习等工作,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积极为传承人提供参加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的中国文化周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高陕西剪纸艺术的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积极引导广大民众学习剪纸艺术,让陕西剪纸这项传统的民间艺术也能在“民间”重新绽放光彩而仅仅只在艺术交流和艺术比赛上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三)促进陕西剪纸艺术的生产性保护



有了需求就必然能促进生产和传承,只有陕西剪纸作品被社会需要和承认,陕西剪纸艺术的传承人才会有创作和生产的激情,这种技艺也才能顺利的传承下去。政府至少可以做到在与陕西剪纸有关的诉讼中减免剪纸作者的相关诉讼费用,给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剪纸作品在申请费用方面予以减免,鼓励并扶植与剪纸及其衍生品相关的“小规模”的生产企业或商业项目,并给予减免税收、优先推介、提供产业补贴等相关的优惠政策,让陕西剪纸的作者能最大限度的享有剪纸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同时,我们要十分注意传统手工艺品中的“传统手工”这两个重点,因为传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手工蕴含着人的智慧和情感。以机器或者其他便捷的生产方式实现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最终会损害传统的手工艺,损害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0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1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