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价值汇总十篇
2023-12-24157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和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是中华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和心理归宿。我们应挖掘好、保护好、弘扬好、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宝贵财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
关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着重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重点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这些论述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南。为什么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弘扬中华美德的当代价值，2015年11月26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与孔子研究研院专家学者座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发展作为繁荣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书记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和积极价值，那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其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时代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文化是否还与当今社会相适应？应当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这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显著特点，从总体上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文 化有何当代价值”的问题。党的十以后，反复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的丰厚滋养。” 在曲阜考察时，他更是明确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 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在看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不仅要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更重要的还必须坚持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中华优秀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伟大复兴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观点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总结，提炼和概括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弘扬不仅可以树立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增强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能促进人们形成振兴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感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富贵不能武不能屈”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传统中国文化所展现出来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刚直不阿，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仍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需要得美德。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美德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需要 1940年初，抗日英雄杨靖宇被日军包围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里，支撑着杨靖宇与日寇顽强战斗的力量就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对祖国的热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可以超越民族 宗教的界限。产生巨大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特别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思想通^人们价值上的认同情感上的接受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繁荣。在2013年10月11日，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的历史大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民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在今天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即是优秀文化的精髓更是增强民族团结文化凝聚力量的源泉。
中华优秀美德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邢二平是河南水利职业学院2012级的学生他因三次跳入黄河成功救起了3名落水人员，荣获河南省“感动中原”年度人物。因孝敬父母荣获鹤壁市尊老爱幼特别奖，并获得2015年“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在邢二平的身上体现了中华优秀美德的积极作用。他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自强不息孝敬父母等品德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体现，而且是因为他践行了这些中国传统美德才成就了他乐于助人的品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些美德和成就 也会对社会今后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他更好的成长成才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尊老爱幼、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劳敬业、廉洁自律。
大学生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美德，不仅可以增强热爱祖国，热心公益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道德意识合作意识的增强，提高自己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和修养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2）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精神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推动力，又是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指引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明确其拥有的基本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贯穿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讫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数千年不倒的主要原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民效仿日月星辰的刚健运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民本精神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精神独树一帜，是国家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领导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民本精神要求民为贵、君为轻，要求领导者坚持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民为邦本思想的外在延伸。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三）人文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重视社会礼仪，重视社会道德，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和睦相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勤俭、救国、进取等美德。
（四）和与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要求坚持中庸之道，肯定事物发展的多样性，要有海纳百川的气概，促进不同事物的共同发展。这种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求同存异，维护集体的利益，进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加强传承方式的建设
传承方式在传承路径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做好传承路径的建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其传承方式具有如下几种：（1）当代民间传承，包括师徒传承、家庭传承等，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间传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一定限制，因此必须加以改变，如实现民间传承与现代方式的互补，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1]；（2）学校传承，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的特点，但是其文化传承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如文化传承中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连贯性，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考试环节设计中涉猎过少等。为此可以采取强化措施，发挥学校传承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根据学校的类型、地区特点选择不同的传承方式，在进行文化传承中坚持与时俱进，注重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等。
（二）建设文化传承的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实现对文化传承内容的保护，而文化传承保障体系涉及各个方面内容，包括认知、政策、法规等，为此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文化传承认识，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化对文化传承的规律的认识；其次要完善文化传承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保护制度，如名村、名居等。完善传承人保护法规，保证文化传承的经费供给；最后是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共同制定文化传承的具体措施，树立文化传承典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传承氛围。
（三）借鉴国内外优秀的文化传承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传承工作开展较早，经过多年探讨，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文化传承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例如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以促进文化传承，如《历史古迹法》、《景观保护法》等[2]。二战后，法国又通过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法。统计数据表明，法国政府直接管理的文化遗产不足6%，其中一半以上由私人管理。法国又设立了遗产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已经多到100多处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这种保护手段无疑会促进法国传统文化的传承[3]。再如国内的台湾地区，实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修建博物馆、成立民间艺术团等，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其基本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的社会理想，精髓是爱国主义精神，其核心是改革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都来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其提供精神指导。
（二）促进中国人民精神家园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悠悠五千年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建立既有的文化的传承的基础上的。如果否定传统文化，人为地阻断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则会造成中国人民传统文化的缺失，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是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保障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属性，文化要素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的文化产业则刚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高，统计资料表明，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进展国民经济的18.4%。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产业的需求不断增长。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歌舞、医药、工艺等均可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均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
（四）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认知的基础，是海内外及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石。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石。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仅是昙花一现。当代，要想实现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民族风格，展现民族气派，体现民族特色，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本需求和发展的基石。
国际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多元的文化及文化价值观不断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出新挑战，正在改变我们的三观。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当代的价值观，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274-02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小悦悦被碾压致死”、“郭美美炫富”、“地沟油”、“李刚门”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无情地冲击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本善及天理良知的思考。困惑中的人们，在对心灵进行了无数次拷问之后，终于重新发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所在。
一、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此起彼伏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暴露了我国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衰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对其生命价值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是我们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在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里，儒家既是一种文化或哲学，也是一种信仰和宗教。其伦理道德既是社会规范，也是教义法则，既不离人伦日用，又庄严肃穆，使人有敬畏之心。与西方人将注意力放在对来世的追求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上不同，中国人信仰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践行化育天下的王道使命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人们以孔子为楷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动指南，明确了个人对家庭、社会及国家所负有的责任。
近代以来，儒学教育从主流道德领域撤退，使国人丧失了宗教及教义，没有了敬畏之心，也丢掉了社会责任心。在文化、意识形态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滑向无追求、无信仰的深渊，精神生活一时没有了皈依。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修养之学。冯友兰先生讲：“道学（宋明理学）从人生中的各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总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道学是讲人的学问，可以简称为“人学”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1]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丰富道德教育理论及其思想，给深陷茫然之中的人们以心灵依靠，并重新唤醒其对良知、良能的信仰，对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改进道德教育方式的有效途径
市场经济使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发现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人们的现代性需要后我国开启了教育改革进程，开始强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力。这相对于从前僵化的应试教育方式确实是一种人道主义进步，但是其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却也是灾难性的。网络信息时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大门向所有的授众同等敞开。在这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学生既有接受社会主义道德的权利，也有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自由，既可以随便怀疑主流道德价值的正确性，也可以任意挑战老师及家长的道德教化，这就意味着集体主义不免遭到摒弃，自由主义可能大行其道，道德教育不免成为侵蚀社会主流道德的洪流，道德教育者可能沦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在历史上，荀子为了“化性起伪”，而主张性恶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孟子虽主张性善论，但也认为人应该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保持善良的本性。宋明时期，张载讲合内外、同天一，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致良知。理学家们同样强调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人性之善。可以说，注重人性修养是中国伦理的基本精神，是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由于必须满足其身体的需要，所以，欲望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社会化的人，实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自然人向经济人、政治人转化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剔除人的自然性，但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抑制其不合理欲望，最大限度地引导其走向节制、正义与勇敢，使其符合人类的道德审美。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加强道德教育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吃喝玩乐、骄奢淫逸是人的欲望使然，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这决定了人性至善，只能靠后天的教育和修养，得以实现和维持。
在道德教育中一味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利，很容易走向放纵。道德教育肩负着教导人明礼向善的特殊使命，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的适用性和正确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有很多可供当今道德教育借鉴的方法。譬如：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天赋和兴趣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文以载道，即将道德教育寓于一切文化课程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自省慎独，即自我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以加以改进;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人自身的情感出发，制定道德规范（怜悯、孝慈、羞恶等都是发自人内心的感情）并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人的情感冲动，避免知行破裂;教学相长，即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为主客体，互相学习，相互促进。
三、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炼中国价值的重要出路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3]。面对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及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只有弘扬中国价值，以更好地和外部世界沟通、交流，才能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总的来说，就其维系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4]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核心价值，都来源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或血脉相连的历史传承。也正因为此，其才能得到公民及社会的认同，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弘扬中国价值，必须回归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对实践中所展现的基本价值的概括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有众多融通之处。譬如儒学中明礼诚信的思想有利于增强社会信任感;舍生取义的思想有利于培育社会正义感;“和而不同”的思想及推己及人的恕道则有利于培育宽容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等。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与精神一脉相承，传统与现代渊源深厚。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回溯其共同的思想与源流，是我们弘扬中国价值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有的重要战略
物质财富极大增长而精神上极度空虚的社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频发、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等凸显了国人的精神空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公民人文素养和道德境界，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情感世界。孔子从人们的内心情感出发修订礼仪，将“仁”的思想融入礼之中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实践。譬如儒家伦理中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思想使我们获得友情;夫妻相敬如宾的思想使我们收获爱情;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思想使我们获得亲情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重温人类最真挚的感情，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享受资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古人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现象及社会意识的深刻思考和技艺传承。可以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内在地包涵着精神文明的传承和创造。譬如吹笛子、吹箫、弹古筝等既是音乐爱好者自身的一种精神享受也是对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书法、绘画、古董、玉器收藏既提高了收藏爱好者本人的审美情趣也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化、考证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实物标本，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使人们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享受资料，也使人们掌握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创造技艺及生产资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有的重要战略。
牟钟鉴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观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基础。”[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载体，是我们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改进道德教育方式、提炼中国价值、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用之不竭力量之源。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充分展现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友兰.冯友兰选集（通论道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8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王治珂.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95.
[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2.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河南，又称为中州、中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地区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是整个华夏商业文明的发展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中原华商文化资源，打造“商祖”品牌和当代中原商业大都会，对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提高河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商业欺诈等问题突出。因此，厘清中原华商文化的内涵，发据其现代价值以解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种种商业乱象和社会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中原华商文化的源起及其发展流变
中原华商文化的源起。《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传》：“春分玄鸟降，汤之先族有皇吓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谋而生契”。《史记・殷本纪》中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契长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仍命契为司徒。”契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了商，其氏族被称为商族。
据史料记载，王亥是契的六世孙，他发明了牛车，经常带领部众用多余的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因此，其他部落里的人就把他们称为“商人”，把他们拉来的东西称为“商品”；把他们从事的物品交换业称为“商业”。这就是“商人”、“商品”、“商业”的来源。因此，王亥实乃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被尊称为“华商始祖”。
中原华商文化的发展流变。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商文化发展迅猛，相继涌现出一大批眼光独到、思维敏锐的商业理论家和实践家，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诞生了众多商业大都会。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今河南新郑）人。作为郑国的宰相，他非常注重发展商业，在他的坚持下，《质誓》这部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典得以贯彻执行。正因为如此，郑国的商业贸易得以繁荣发展。《质誓》中最核心的思想―“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①强调要依法保护商人利益，这也体现了子产通过保护商人的利益来达到维护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单旗，春秋后期洛阳人。他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子母相权论，强调货币流通必须要与货币价值相结合，并且应该根据商品流通和社会购买力的情况来决定。胡寄窗认为“单旗的货币理论，尽管它本身是极其初步的表象的货币流通分析，却支配了秦汉以后整个封建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货币理论，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被资产阶级的货币学说所淹没，故对它的历史地位决不能有所忽视。”②
孔子的弟子子贡，又称为端木赐，卫国（今河南浚县）人，他能够及时地了解市场行情并且准确地预测行情变化，“亿则屡中”，从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他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孔子事业的赞助者，这一点在《论语》、《荀子》及《史记》中均有记载。可以说子贡是第一个赞助教育和儒家学术事业的商人，堪称中国儒商第一人。
计然，葵丘濮上（今河南商丘）人，他强调要注意商品的质量，重视储备，加速商品和资金的流通周转，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起伏变化，根据生产规律来决定经营方式，国家要通过调节货物的供给来控制物价。③
范蠡，春秋末宛（今河南淅川）人，曾经拜计然为师，在助越灭吴后到宋国陶地经商，利用计然之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他乐善好施，三散家财，被尊称为“商圣”，后世奉之为“财神”。
白圭，战国中期洛阳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提出了贸易致富的理论和农业经济循环说，《汉书》称他为“天下言治生者祖”，堪称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
吕不韦，战国时期卫国濮阳人，因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后到赵国邯郸做生意，发现秦国公子子楚奇货可居，积极为他奔走游说最终使子楚被立为太子，而吕不韦自己也被封为文信侯，由富商而成功转变为显赫一时的政治家。
桑弘羊，西汉洛阳人，主要生活在汉武帝、汉昭帝时期。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与众多贤良、方正展开激烈的辩论。桑弘羊强调工商富国，认为商业是致富的本源，积极采取财政调控政策，加强商品的流通，平抑市场物价，重视对外贸易。桑弘羊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倡议者”，④是中国第一个提出不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家。
樊重，西汉末河南唐河人，为人节俭，又善于经营，在当地富甲一方。乐善好施，他经常接济贫困的乡邻，不图报答。临终之际，把乡里人向他借贷的借据一把火全部烧掉，其善行为人称道，被推举为“三老”，掌管当地的教化。
《盐铁论・通有第三》中说：“魏之温轵，韩之荥阳，……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温，即今焦作温县；轵，即今济源；荥阳，即今郑州古荥镇；宛，即今南阳；陈，即今周口淮阳；阳翟，即今许昌禹州；三川，即今洛阳。这些古代的商业大都会都在河南，其中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在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在洛阳的城东、城南、城北设立三市，并设有“市长”来管理，这就是现在市长的前身。⑤汴梁，即今河南开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再现了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当时汴梁的人口已经超过150万，其城市规模远远超过同时代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宋代商业较前代更加繁荣的一个表现是市坊没有明确的划分，临街店铺遍布于居民区，甚至出现了通宵营业的店铺。
中原华商文化的内涵
诚信。诚信是华商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代表人们为人处世的一种心理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用它修身，则使自身端正；用它处事，则万事有条不紊；用它来待人，则使人为之感化。“华商始祖”王亥在经商的过程中以诚信待人，公平交易，体现了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精神。这种诚实守信的精神随着“商人”队伍的足迹而逐渐走向四方，以诚待人，讲究信用成为天下华商的共识。中原商人自古倡导的“恪守信用、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体现了“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宝贵的商业品德。比如河南怀庆商帮提倡“守信、讲义、取利”，把“守信”和“讲义”放在了“取利”之前，依靠信与义来赢得人心，开拓市场，从而发展壮大。
勤勉。勤勉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荀子・富国》：“奸邪不作，盗贼不起，化善者勤勉矣。”韩愈在其散文名篇《进学解》里讲：“业精于勤，荒于嬉”。中原商人数千年来以勤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们无论是农村里的货郎还是城镇里的商户，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农忙时回乡务农，从事农业生产劳作，讲究依照农时，抢种抢收，日夜操劳，不怕辛苦。农闲时，外出做生意，很容易把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到经商活动中，因此，勤勉是中原商人的基本特征。
节俭。从王亥至商汤历经七代，艰苦创业、勤俭节约、集聚财富，逐渐发展壮大。节俭的精神延续后世，一脉相传。《朱子家训》里讲：“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俭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崇尚节俭关系到江山社稷的盛衰兴亡。对于一般百姓而言，节俭更是立家之本。《荀子・儒效篇》讲：“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截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原商业发展缓慢，停留在半工半农、半农半商的手工作坊阶段，没有形成西方那种金融信贷等高级商业模式。商家发展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稍有不慎就有蚀本甚至倾家荡产的可能。因此，节俭是中原商人始终奉为圭臬的至宝。
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无数中原商人的人生理想。积极入世的“仁爱之心”是与生俱来并且根深蒂固的，如弦高、子贡和樊重一样，中原地区的商人，从商致富后大多能够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慷慨助人。建宗祠、兴学堂、修路桥，主动承担乡里的徭役、救灾、赈济等社会职责，造福乡里。这些商人都有仁爱之心，尊老爱幼、家庭和谐，重视教育，追求书香门第，希望下一代能够知书达理。中原商人的这种儒商修养从四通八达的中原大地迅速地传播到华夏各地，成为天下华商经商、治家、立业的典范。
爱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弦高犒秦师”，其主人公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今河南新郑）商人弦高。他虽然损失了自己的货物却换来了祖国的平安，郑穆公要奖赏弦高的爱国行为，他却坚辞不受。商人经商的目的就是谋利，但是弦高谋利不忘爱国，因此，他被后人称为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爱国商人。西汉时著名的大商人卜式主动捐出一半的家产资助汉武帝打击匈奴解决边患，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巩固边防他又再次捐款帮助国家移民实边。这种爱国情怀世代相传，每当国家受辱、生灵涂炭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原华商文化的现代价值
规范市场经济，培养正确观念：重义守信，勤勉节俭。求利是商人的本性，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合理的利润有利于激发商人经商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这就要求商人求利要利他人，利社会、利国家，要合乎义。正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原华商文化也特别强调利与义要相统一，名与实要相符合，提倡建立一个重利不轻义的经商环境。中原地区自古就商业繁荣、商铺众多，有许多百年老店、老字号企业，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真不二价，决不赚黑钱、卖假货，对待顾客和生意伙伴诚实守信，把“实”和“信”作为经商的致胜法宝，坚决不做奸商，不做“一锤子买卖”。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可耻行为，才能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建设营造一个纯正、纯净的商业发展的大环境，从而促进中原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勤俭是中原华商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墨子说：“强必富，不强必贫”，“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香港富豪李嘉诚认为他之所以能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勤奋、节俭，他每天清晨5点59分起床，阅读报纸，锻炼身体，然后开始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即使年过古稀，也依然如此。像他一样不少超级富豪由贫到富，对财富得来的艰辛深有体会，始终保持着勤劳、节俭的好习惯。他们深知勤可以增收，俭可以节支，只有勤俭才能保持长久的富足。否则，用之无度，必致财富流失。当下有些人认为中国重逢盛世，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因此，就好逸恶劳、追求享乐、工作懒散、生活奢侈。所以，中原华商文化中勤勉节俭的优秀传统对于整饬世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保持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都有重要的作用。⑥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忧民爱国，以和济争。范仲淹《岳阳楼记》里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民爱国，胸怀天下是华夏历史文明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原华商始终铭记在心的情结。弦高犒师、卜式捐献家产这样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范蠡、樊重这样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厚生爱民意识在中原华商中薪火相承，代代相传，为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各个企业，各个商家为了生存，你争我夺、杀气腾腾，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往往导致两败俱伤，最终破坏了市场，也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种惨烈的现实必须要避免。常言道：和气生财。与其明争暗斗，倒不如树立以和济争，求同存异，合和竞争，和谐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中原华商文化提倡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将儒家“以德服人”、“和为贵”的处事哲学作为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运用于商业活动中，使竞争处于可控、有序的良性状态。企业间的彼此合作、共同发展，有利于中原经济区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有利于最终实现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
打造“商祖”品牌，振兴中原经济：自强进取，开创未来。中原华商文化内涵丰富，河南商丘作为“三商之源”有着巨大的优势，王亥被奉为“商祖”，对海内外华商影响巨大。商丘作为“华商之都”，可以高举中原华商文化的大旗，将“商祖”文化打造成商丘最为耀眼的城市文化品牌。举办华商文化节，兴建商都广场、商都公园，吸引天下华商来商丘寻根拜祖，借此机会招商引资，吸收借鉴先进技术经验，掌握最新的发展理念，广交各界精英，拓展发展渠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商丘，将“商祖”文化做大做实。在“商祖”文化大旗的引导下，以深厚的商文化积淀来弘扬商丘的良好声誉，自强进取，迎难而上，发扬“一言九鼎，实干兴商”的城市精神，把商丘这个华夏商业发源地建设成为河南东引西进战略的桥头堡，发展成为中原地区著名的商业大都会。
在此基础上，升级“商祖”品牌文化形象，不断发挥其文化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商丘，宣传商丘，使“商祖”的品牌价值最大化，成为河南对外宣传的一张富有文化内涵的名片。同时，“商祖”品牌文化还可以形成一个产业文化名片符号，和郑州、洛阳、安阳、开封等地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古都文化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带，将“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与“木兰文化节”、“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中国开封文化节”、“郑州全国商品交易会”、“中国根亲文化节”、“豫商大会”等相结合，形成聚合效应，以这些文化节作为平台，使更多的人了解河南，吸引外商来河南投资，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速产业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大力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国梦”、“中原梦”。
（作者单位：商丘学院文学院；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原华商文化的现代价值”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GH-033）
【注释】
①李萍：“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②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73页。
③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7页。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5）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5-0277-02
从某种程度而言，戏院乃人生课堂，演员是社会导师。陈独秀先生认为戏剧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中国近代戏剧改革的先驱，南社名士陈去病曾撰文指出，“举凡士庶工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悲愤之思而不自知。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贤奸判然自别”[1]。诚然，戏剧在警顽醒愚、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方面，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楚剧是湖北地区的代表性地域剧种，享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基因――即楚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楚文化为楚剧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另一方面，楚剧作为楚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载体，使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得到传承与升华，赋予了其新的生命与涵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一、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
（一）楚文化的概念及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何谓楚文化？目前，我国学术界皆各自表述，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张正明先生所言甚当。他认为，“所谓的楚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大小套合的概念。考古学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历史学上的楚文化，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说楚文化有六个要素：其一，是青铜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假如可以把六个要素比作六根支柱，那么，楚文化的美轮美奂的高堂殿宇，正是凭借它的六个支柱营造成功的”[2]。
楚文化的秉性既刚烈激越、勇于进取，又柔美绮丽、浪漫神秘。它与中原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核心。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沧桑而不朽、越千年而常新，楚文化居功至伟。
（二）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曾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
楚文化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源头活水与深厚沃土。若没有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根本，无所依托。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探讨其精神价值观，仅略举数端如下：
1.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史记・楚世家》记载，“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叙述的是楚先王熊绎在荆山中创业至艰、辛苦备尝的情形。他们在深山开荒、生产、劳动，辛勤地建设家园。在周天子的征伐和列强环伺之下，最终从“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强国，这种努力奋斗、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令人赞叹。
2.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楚国建国之初，虽处蛮荒之地，而无拘墟之见。楚人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比如，楚之制度主要源自于周制；楚之文字取法周之文字；楚之冶炼术学自越人；楚之铸造术拜随人之赐等等。楚人在迈向强国的征途上，兼采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家之精华，为己所用。从而使自身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诸强中之佼佼者。此广采博纳的开放精神令人称道。
3.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楚国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多有创获。哲学方面，道家思想提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柔弱胜刚强”。政治方面，建立王制、首创县制等。经济方面，发行了“银布币”用于流通。法律方面，楚国是“有法则治，无法则乱”的法制社会。文学方面，庄子散文独步天下；屈骚文学别创新体。艺术方面，楚文物的帛画、漆画皆别出心裁。楚人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令人惊叹。
4.忠诚不渝的爱国精神。楚国的卞和，楚令尹孙叔敖，楚国大夫屈原，楚大臣申包胥，此四人皆属忠君爱国之典范。卞和是一位有爱国献身精神的“忠臣义士”。屈原矢志救国，虽屡次谗害、饱受谣诼，然而其忠君爱国之志，九死无悔。当吴国驱兵攻入郢都，楚大臣申包胥到秦求救，痛哭于秦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王，挽救了楚国。楚人之爱国精神永远令人慷慨激昂、血脉喷张。
二、楚文化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楚剧中的传承与升华
文化的消亡，只表明该文化赖以依存“文化生态”①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改变，并不必然意味该文化的价值观也随之消亡。楚文化虽然在西汉初年便已消亡了，但是楚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却永存。在新的时代，它依托楚剧这个文化载体，得以传承并升华。限于篇幅，笔者仅撷取几部典型戏剧来稍作论述。
（一）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万里茶道》讲述清朝年间，在汉口经营茶叶生意的女子玲珑和掌柜叶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故事。正如剧中所唱：“茶道漫漫发汉江，试问江水与道长；身在关山万里外，一回首处是我乡。”天涯羁旅之思、劳碌奔波之苦，尽在此曲中。该剧运用“汉风楚腔”演绎了汉口人远赴异邦创业的故事，以小人物的情感展示了大时代的大情怀。剧中人物的不畏风霜、万里创业，其精神与楚先民之精神可谓血脉相续。
（二）开放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楚剧《三月茶香》以20世纪20年代初汉正街为背景，由两个茶庄的纠葛，叙述汉茶“进军”万国茶会的艰难。一方面，该剧藉由茶品、茶道，以寓人、寓事，进而晓谕人生之理；另一方面，剧情的重心倾向于展示湖北人坚忍不拔、顽强正直的个性，尤其是他们的包容胸怀、开放精神。
（三）开拓精神的传承与升华。有些楚剧刻画了剧中人对于封建礼教的蔑视，同时歌颂了美好纯真的情感。比如，《喻老四》无视社会习俗，展示了恋人约会的美好；《双下山》藐视佛门清规戒律，为真爱仗义执言；《秦香莲》嘲讽并严惩忘恩负义者；《宝莲灯》赞美弱小者对抗强权、并最终战胜邪恶。此类戏剧对于那些无视陈规陋习、敢于开拓人生天地者，热烈颂扬、不吝赞美。
（四）爱国精神的传承与升华。《虎将军》以徐海东将军为原型，这部戏截取了徐将军率领红25军西征的一个断面，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外有敌军围剿之忧，内有左倾分子干扰之患，然而虎将军的革命信念坚定如铁，对党、对人民、对战友深情如海。该剧成功再现了徐海东将军重情厚谊、光明磊落的个性。这部戏所聚焦的人物的爱国情怀，与楚先民那种忠君爱国相比，已经大大升华。
三、结语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优秀地域文化的代表，而楚剧是湖北地区优秀的地域剧种。二者密切相关。一方面，楚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断从楚文化传统价值观中吸取养分；另一方面，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在楚剧中得到传承与升华。二者互惠共存、相得益彰，共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精神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文化生态：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人类与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
参考文献：
[1]陈多，叶长海选注.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0.
[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A].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
[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9.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6）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047-02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流传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化，显现了其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强劲生命力。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无疑具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
1 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文化孕育着教育，不同的文化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教育思维方式，而且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展出了不同的教育意义，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进而展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教育脱离了相关的社会、文化脉络，就不能对教育问题产生较深切的同情式理解。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形成之后，教育便担负起了传承这一文化、发展这一文化和创新这一文化的重任，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在决定文化寿命长短的因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脱离传统、脱离民族的任何文化创新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期，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样也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2 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整体上来说是好的，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激荡，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具体表现在：
（1）不注重品德修养，功利主义思想严重。
常言道：做事先做人。“三成”教育中亦把成人放在成才、成功的最前面。但部分大学生求取成功心切，急功近利，往往把道德修养抛之脑后。即使在脑海里、在口头上认可普遍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执行着另一套道德理念和范式。道德修养似乎已经成为大学生心中铭记却又束之高阁的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做事讲有没有用，学习讲有没有用，当学生干部讲有没有用，参加活动讲有没有用，一切没用的东西都不是优先考虑的范畴。道德修养让位于功利主义，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和卫生、帮助弱势群体等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不善于与人相处，自我意识膨胀。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与他人和谐友好相处，不但是一种生活交往的需要，更是一门生存的必修课。然而，在现实中，人际关系冲突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大学生自我意识高度膨胀，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只考虑自己所谓的“愉悦”、“舒心”。寝室中，私人空间膨胀；教室中，“占座”习以为常；上车时，加塞插队。生活中，更有网络炫富、言语轻佻、行为怪诞者，一些超越公众心理底线的言论和行为被一些人看做是“潇洒”、“有个性”，盲目追从所谓的“非主流”，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和公共道德规范。
（3）不关心社会，国家民族意识薄弱。
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集中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积极关心社会、回报社会，但一些大学生只关注，不关心。在一些公益活动中，鲜见他们的身影。义无献血、植树劳动、见义勇为、捐款捐物等，唯恐避之不及。还有些同学对国家所处的时局亦不关心。中共“十”何时召开？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军事重心移至亚太是否给我国造成军事压力？这些大学生应该普遍了解的时政，有些同学却全然不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不关心”渐成一些同学的口头禅和行为指南。
（4）不珍惜自然资源和环境，奢侈浪费严重。
优美的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渗透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但践踏草坪、破坏公物、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常被讽刺为“小心眼”、“斤斤计较”。“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耳熟能详的句子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吃穿攀比，玩乐享受，超前消费也已“蔚然成风”。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美德的行为，现在被认定为“另类”，而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羞耻的现象，现在却被认定为“流行”、“时尚”。
3 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内容，尤其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在人与自我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格。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人格塑造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就非常注重人格的独立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强调为了坚守仁德，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强调了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义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舍生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这些蕴含独立人格精神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尤其应该拿来塑造大学生的高尚人格。有了高尚的人格，大学生的思想观点才能真正“复位”，使学为真正之学，做事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纯粹，真正做到简单做事，踏实做人。
（2）在人与他人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人际和谐。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从“欲”和“不欲”两个角度阐述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大学生来说，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要以礼待人，尊重他人。孟子也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关系，追求“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是做到了这一点，完全可以达到将心比心，化解猜疑和怨恨，与人和谐相处了。这些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协调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促进与他人友好相处，避免恶性竞争和私欲膨胀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3）在人与社会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很早就有“夙夜在公”“以公灭私”“天下为公”的观念，都是强调个人私利要让位于公利，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正是这种奉献精神和整体观念才使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次次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繁衍至今。但是，它并不完全否定私利，而是强调先国后家、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于社会公利的精神。爱国主义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贵、最普遍的精神财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岳飞的精忠报国、谭嗣同的视死如归等都是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体现。这种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对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具有易切入心灵深处、难以忘怀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4）在人与自然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精辟的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万事万物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概念，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统一的。这些文化观点都是在强调人应当尊重自然，平等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突破当前的困境，唯有回首中华传统文化，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才能为构建起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7）
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步、合理的成分被称为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因此，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探寻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高校要加强课对大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建设
高校要以专业教育为核心，但更要以人文精神的塑造为目的，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展的优秀大学生。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因理论性强、政治色彩浓、教学模式僵化等原因，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普遍不高，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传统文化具有渗透力强、形象生动等特点，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打动人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中，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逻辑哲学、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以及传统的知行观等内容，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实践观；也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统一、经世致用等思想去处理相关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大学生人文课程培养计划
目前，高校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结构单一，且由于学时数少和大课堂教学的原因，使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作为高校，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社会义务。高校应该依据自身情况，结合各学科专业的学习内容，有选择性地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修、 选修课，将传统文化必修课或选修课纳入教学计划，主要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教师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上也需要改革和创新，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要逐渐由灌输式教学向讨论式、互动式教学转变，寻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问题的相通之处，激发学生主动讨论的热情，让学生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校风
高品质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培养能够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校园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广受欢迎，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富于创新精神，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善于将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从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入手。一是校园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风格都可加入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让大学生们无论走到校园的哪个角落，都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二是丰富校园行为文化，以多种活动为载体，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开展中国传统节日系列活动。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深厚，凝结了民族精神和情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高校发掘传统节日内涵，举办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将对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开创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三是发挥校园媒体正面舆论作用，可以通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达到“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的效果。
三、高校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高校教师，因此，高校应着重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就需要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文化知识，又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自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并不断更新思想，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信服力。另一方面，教师的人格魅力、言行举止、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等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高校教师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给大学生以人格示范引领。高校应采取措施加强对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不但能够开阔教师的视野，而且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同时，高校要挑选出一批教师精英，要求他们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教学改革的角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
四、高校要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开辟优秀传统教育教学的新途径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到由分布式互联网到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课堂教学、互联网线上讨论、移动互联线下分享已经成为了很多高校新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模式也就同时倒逼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在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学校所具备的网络环境，采用全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工作和课后的辅导补充工作，课堂授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网络链接分享最新的结合传统文化的教学案例，组织局域网让学生分小组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及时分享。课后可以通过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某些高校学校网站的客户端）进行生动内容的分享，传递正能量、贴近学生周围发生事情的所见、所想。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经久不息，优秀地传承是因为它能与时代的发展相结合。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充分挖掘和诠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合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殷东来.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5（1）.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8）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8405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维度。而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显著标志。两者在治国理政的进程中兼具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曲阜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同时，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168鉴于此，对两者的研究业已成为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和焦点，且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两者的关联性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化。本文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互联系、彼此联动为切入点，阐释两者的内在契合，旨在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双向践行。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 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上，而且在实践的运行与发展中，都存有千丝万缕、水融的内在关联。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治国理政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维度。
任何社会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要深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再生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我们要深入研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相承接的切入点、着力点，使之更好地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
只有把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一起，实现两者的静态支撑、动态联缀，才能更好地促进两者的共同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集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 .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 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
[4] 张岱年.文化与价值[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8.
[5]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6]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
[7]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
[8] 列宁.论策略书[M]∥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9] 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重要环节[J].思想教育研究，2008（10）：8.
[10] 林桂兰.基于家训文化视角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01.
The Internal Fit Be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NG Weitong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9）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 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0）
近些年，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过程中只重视理论教学，忽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培养，在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单纯的说教、灌输式式教学导致课堂气氛枯燥、沉闷，使得青年学生对马克思理论课的接受缺乏兴趣，导致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接受的效果受到严重影响，难以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应有的作用。虽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理论功底扎实，但是在教学上由于缺乏师生互动、鲜活的事例贯穿学习当中而导致学生对该课不感兴趣，激发不起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与热情，普遍存在对马克思理论谍不够重视，上课不认真、谍堂互动少等问题，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在新形势下青年只有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才能肩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这就要求加强和改进原有的僵化的教学模式，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改变受教育者的被动接受状况，赋予马克思主义教育生机与活力。师生的积极互动与参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热情，使青年在学习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社会热点、社会现实等问题解决过程中感同身受，产生共鸣，才能确保青年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普遍认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价值选择更加注重物质需求，青年不再忽视个人利益诉求，而是切实将主体的需求由被动变为主动。即个体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也要求社会作到公平、正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单一的价值标准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多层次化的价值观，并逐渐为青年所接受以至于对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许多青年所推崇。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价值观，虽然对激发个人才能有所裨益，但是却容易使青年丧失社会责任感，不利于青年形成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远大理想的实现。面对市场经济与西方思潮的）中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引導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培养的长效机制，使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从战略高度上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也关系到青年自身的成长、成才，关系到青年能否抵御西方思潮侵袭，成为合格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教育培养青年学生，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迫切任务。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相互贯通融合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文化理念的引导下，中华民族逐步走向文明进步。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都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深厚的土壤中的，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纵观中华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华儿女在与自然界斗争过程中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的根源所在。
（1）民主是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根本体现。儒家就特别强调民本思想，孟子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苟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深刻揭示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建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我们党之所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培养和造就大批青年杰出人才，党只有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尤其是赢得青年的崇拜和信任，才能使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永远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高校作为青年人才培养的摇篮，应大力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机制建设，使青年精英快速成长为具有实际践行力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纵观千年历史，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的篇章。北宋诗人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爱国主义做了最好的诠释爱国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相连，是各族儿女的为之奋斗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统一的重要驱动力。在当代爱国主义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品质，同时随羞时代的发展而注入了新的时代主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寻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人民成了当家做主的主人。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爱国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为爱国主义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继承和发展爱国主义精神，而爱国主义只有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会换发出勃勃生机。历史上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功立业，使爱国主义与祖国的强大紧密相连。当代大学生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是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