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意义十篇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民族地区；当代意义



民族文化是一个族群在历史的长河发展过程之中，基于自身民族自然活动基础上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其本质就是一个民族所有物质表象和精神内在的整体。一国之内或各国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其实质是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是马克思在论证和阐述有关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所孕育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内涵特征包括独特性、公共性、同一性，这三个特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马克思民族文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原理的深刻理解与具体认识，揭示了各民族以及各民族文化在世界交往中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用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克服民族文化发展局限性，对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具有当代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建构于其全球化的思想之上，其中马克思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全球化的，主要包括：“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和“世界民族”，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思想来源和论证依据。1、马克思“世界市场”观点是其民族文化观的理论来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地区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们自愿或被动的接受者来自世界市场的冲击。那些接受了全球化、接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和民族地区很快把握了这一机遇，其文明发展的速度大大提升，迅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而孤立、封锁不愿意开放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地区则很快成为率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进攻的目标和靶子。2、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点是其民族文化观的理论来源世界市场使世界各国和民族地区变得逐渐联系在一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在把国家史和民族史变成世界历史的事件上，资本主义起到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它通过变革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它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以来生产力总和还要高的生产力，它通过铁路交通把先进的生产力带到了世界各地，把资源交换变得简单，人口空前的流动，无产者依附于资本家获得生活资料，劳动分工国际化，城市迅速的扩张，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现代化，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开始加速。3、马克思“世界民族”观点是其民族文化观的理论来源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进程能极大地促进民族间的交往，这种因为市场前提的交往不再是原来部落、宗族封闭式的交往。他认为，在世界市场中，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这是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上的距离不再是民族交往间的距离，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得民族间的距离拉近，民族间文化和思想上交流的增多，地域和空间上的隔阂也在逐渐消失，民族间固有的界限也在随之打破，并且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其力量是人为不可控制的。民族间文化和思想上交流的增多，地域和空间上的隔阂也在逐渐消失，民族间的界限一旦被打破，那么人类历史上世界民族的出现也是不失为一种发展的可能。



二、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内涵特征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原理的深刻理解与具体认识，可以把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内涵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公共性、同一性，这三个特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独特性存在于公共性和同一性之中，公共性和同一性又通过独特性体现出来。1、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文化的独特性其实质是文化具有差异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精神和物质的精华所在，是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区别的标识，这种独特性体现在一个民族的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或者是就某一个事物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冲突实质上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在这个世界上在各阶级之间，在贫富差距之间的矛盾不是来自于经济上，而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冲突。[3]2、民族文化具有公共性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无论其有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责任，他都承担着世界民族发展的使命和任务。因此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不能独享和占有，在实质上，它也是世界民族共享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看起来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所有的自然和物质活动都是在为自身的发展而做铺垫，但是总体看来，这同时也是在为全人类谱写历史的发展。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4]同样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它出现之初并没有想过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和推广，但是事实上，它的便利与益处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它为西方文明与历史的前进送去了前进的动力。3、民族文化具有同一性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绝不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的。但那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大多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例如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都有关于美德、孝道、大同、和谐的思想，在每个民族流传的古老的故事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模样，只不过它们所穿的外衣，即民族不同罢了。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同一性就是要忽略各民族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独特形式，在这些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总结其规律。无论是哪一种民族文化，它们都是全人类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的智慧结晶，它们天然的在内在的本质中体现着所有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中所探寻出的客观规律。



三、马克思民族文化观的当代意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有些在历史中被淘汰遗忘，但有些被选择保留下来，也有一些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在当前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同时，如何使民族地区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了解，不断发展就需要用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来加以指导。这个意义是在中国一国之内，马克思民族文化观可以克服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局限性，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马克思民族文化观能够克服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局限性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有助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民族文化的世界性或公共性。“民族文化的真正发展都是在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5]只有不同民族意识到隔离和孤立是无法生存的，必须要和其他民族保持交流和交往。这样才能突破自身民族文化的局限性。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花开才是春。只有不同民族接受了世界市场的事实，接受了与外界的联系，那么自身的发展就会再上一个层次。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不断地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这样才能产生改变的欲望，进行不断地变革，最终加快自身的发展，成为世界文明的先进代表。2、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有助于民族地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究其原因，就是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民族成员保持和传承着中华文化并且不断丰富其内涵和外延。近代以来，由于外强侵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在逐渐觉醒，各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无量之头颅、无量之鲜血。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将长期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且在解决物质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好精神的问题，建设好各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3、马克思民族文化观有助于形成超越民族界限的自由人联合体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家的剥削，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形成新的革命力量，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6]最终形成超越各民族的、地域性的个体全面发展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的王国——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今天，马克思关于全球化尤其是民族文化的思想依然没有过时，那就是最终形成超越各民族的、地域性的个体全面发展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所论述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



【参考文献】



[1][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276.168.257.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6.



[5]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79.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民族音乐；群众文化；建设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仁、义、礼”，在精神聚守的能动性和民族文化前景发展的必要性下，民族音乐的精神唤醒是一个民族在守候自身文化精神动力的主要系统模块。中国民族音乐是指我国民间传统的乐器以合奏、独奏、间奏的组合形式，通过鼓声、笛声、箫声、琵琶声表达民族传统精神和文化的途径，其中对我国古往今来的文化的继往开来做着时代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不管是民间的山间号子、悠扬清丽的小调、深厚持重的长歌、还是丰富多样的民间歌谣都是民族音乐庞大体系的组成部分，戏曲音乐的唱念做打刻画了时代文化的形象表达，将民族精神注入表达的细节之中。但是不管表达方式怎样多变，文化的继承核心始终是民族精神最本质坚毅的核心。在群众文化建设中，以民族音乐为主调的灌输与发扬是建设的主要切入点和立意点，因为既然是一种建设性的工程，文化建设就需要有建设主旨，群众力量的凝聚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基础，时代再演变，文化再转型，民族之本不能随着时代的脚步褪色与忘记，反而更要加强和守候传承。所以，民族音乐对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在于凝聚力的提升，各民族的团结发展，群众文化的民族性提升是文化强国的必要途径。



一、有助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民族意识形态建立



意识形态的本意是从哲学角度探究存在于客观表象之下的对事物的认知、观念等思想性的集合，对于事物的认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已经形成规律性结构和系统。意识形态引领行为方式，所以在意识形态的建立中，有意者对于行为目的性的建设构想贯穿其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立，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既是指向国家的强大与国际地位的生生不息。民族音乐的兼具人民情感和意识表达的双重作用，在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是很好的媒介和桥梁。所以，民族音乐裹挟着国家精神内核通过音乐这一普适的表达方式蔓延于国家间，化有形的时代和民族精神于无形中，形成了强有力的民族精神塑造力。在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民族音乐增强了这种民族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传承性，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群众文化建设团体，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氛围建立有利于对具有民族文化实体的群众文化建设体系的形成，让群众文化建设自发具备传统文化的意识惯性。



二、有助于群众文化建设中各民族文化联结



在地域上，中国横跨南北，纵观东西，地域的大跨度要求一个国家的地方民族的包容度的广阔，但是如何摒除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带来的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欠缺，是国家建立伊始至今亟需解决的问题。而音乐的表达是部分地域民族，音乐的包容和精神的含蓄能力是超越语言传递的联接，弥补了语言感情表达的空白与局限。同时，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艺术性创作和交流中，多因素和元素的注入创新出新的艺术形式也是异化的精神思想达到统一的途径。所以，民族因素具有音乐艺术的共性，有没有摒弃本身的民族传统精神的特性，所以文化的传承性和针对当代文化生活的可融合性，这种精神连接介质是任何一种艺术形态无法比拟的，意识糅合粘度有助于在各个民族文化联姻的建立。为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群众文化建立打下坚实基础。群众基础的建立是基于各个群众团体的精神内核的统一，民族音乐在文化精神的穿透作用打破个体特色鲜明的群体的文化习惯壁垒，架构大同之下的文化小异的我国人民群众文化体系。



三、有助于提升群众民族文化体系对抗多变的国际文化负面冲击



互联网大时代的今天，对于信息获取的方式上，地域限制的消失使得地域性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了解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形态。而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单调与沉厚，与西方文化的多彩与轻松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民族音乐缺乏时代的律动与时代的爆发力，在这个提倡物质和先进文化消费的经济时代，很难像西方流行音乐那么容易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承载我国传统文化的民族音乐很难广泛被认同。流行文化的多变使得民族音乐的保留和传承经受着国际文化形态结构的负面冲击，民族音乐在当今社会的音乐市场占有率极低，传唱度不高，这些受众群体的流失现象，迫切需要民族音乐贯穿的群众文化群体的建立。在多个群众文化建设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发展成为现代社会旗帜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承接载体。



四、结束语



精神引向的能动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强不息，繁衍生息的主要动力和向导，作为最直观和最正统的民族音乐是很好的透彻表达了民族音乐对于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提炼，在民族精神受到外来文化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冲击环境中，这种内心精神深处最本质的守候尤其重要。“不忘本”是作为一个民族加强凝聚力和传承精神种族的最深层途径，民族斗志的唤起和民族信仰的弘扬是一个承载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国家发展自身综合实力和在国际竞争中占有力增强的具有精神鞭策的重要精神基础。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音乐相当于把民族精神和内核的口号化，是一种内心呐喊的力量，在唤醒民族凝聚力和综合实力的潜力发挥上起着不可小觑的精神导向作用。



作者:余胜群 单位:巨化集团公司工会



参考文献:



[1]罗树萱.传播学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J].民族艺术研究,2012,01:50-55.



[2]姜于暄.浅谈群众文化与民族音乐的渊源[J].大众文艺,2012,19:200-201.



[3]叶凌燕.民族音乐对于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J].大众文艺,2015,05:153.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3


一、 中国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指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包括了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习惯。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的舞蹈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文化内涵。那么，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舞蹈的本质其实就是民族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折射，是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独特而漫长的历史道路和现实生活的显现和积淀。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曾经这样评价探戈：“探戈中的真挚情感以它不可战胜的力量征服了世界。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欧洲由此认识了我们。正如斗牛术曾代表西班牙一样，探戈曾是阿根廷的代名词，因为探戈体现了这一国家的初貌：人口突增带来的生活失调，大批移民的思乡情绪，下层人民对逆运的不满、怨恨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这段论述颇为中肯地从一个侧面概括出了舞蹈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化本质。



二、民族舞蹈现代传播的环境



艺术在文化传播中形成，舞蹈亦然。传统的民族舞蹈在传统的文化传播中形成和发展，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这一大背景下，固然为民族舞蹈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艺术表达途径，同时也对民族舞蹈进行着整体上的冲击、改造、甚至是淹没。当代社会，跨文化传播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传递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的精神财富，世界文化也在跨文化传播中交流、碰撞、融合。这对于促进人类共同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文化传播往往单向的或相对单向从文化传播强国流向文化传播弱国，从而对文化传播弱国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甚至将其淹没。文化传播的“不对称”在我们的民族舞蹈中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西方的舞蹈已经占据我国的街头、校园、娱乐场所的时候，我们的民族舞蹈却在悄无声息的退却。



三、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播策略



1、 立足民族，立足现代，开掘文化内涵。在上文中笔者已经反复强调，民族舞蹈的内涵是民族文化，民族舞蹈要真正的走向繁荣，走向世界，就必须打民族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民族的东西往往是最受欢迎的，西班牙的斗牛、非洲的桑巴舞、中国的水墨丹青之所以享誉世界就是因为他们带有强烈的民族色。



2、继承传统，加强整合。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民族舞蹈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比较成熟、比较固定的核心动作、风格韵律、节奏形势、空间方式等。对于任何一位舞蹈创作者来说，洞察民族舞蹈的历史，熟悉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并将这种尽收眼底的财富颇有新意地消融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是创新发展的坚固的基石。没有继承，就必然没有发展。



3、借鉴国外，开放发展。民族舞蹈应该在和世界舞蹈的交流碰撞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在音乐艺术的世界交流中“中国女子十二乐坊”取得了进军日本的巨大成功，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功地将中国的传统民族器乐与时尚的现代音乐元素有机地结合，使其作品既保留了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的色彩，又兼具时尚与流行的世界音乐风格。这或许可以给民族舞蹈走向世界一个有益的启示。



民族舞蹈的借鉴之门还应该向其他艺术敞开，比如戏曲、体育、书法、音乐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舞蹈艺术本身就和其他艺术密不可分，尤其是音乐。



4、充分利用大众文化传媒，多渠道传播。大众传媒在现代文化传播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大众传媒中，民族舞蹈更应该借助电视媒介来进行传播。电视画面的唯美效果能够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它无疑是最适合民族舞蹈的大众传播媒介。



民族舞蹈对于一些传统的传播途径也要加强利用，比如舞台演出，舞蹈教育等等。没有舞台就没有舞蹈，没有舞蹈教育的普及，民族舞蹈就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5、呼唤政府或是民间组织的积极介入和推动。政府对舞蹈事业的重视应该落实在具体措施上，而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



世界上一切的艺术都将在交流、碰撞中走向现代，中国民族舞蹈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中国的舞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希望笔者以上几点粗浅的见解能在探讨民族舞蹈的交流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4


关键词：民族文化、服饰、国服、符号性



美国人类学家英菲曾论断：“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在全球化的当今国际社会，我国不可避免的会被外国文化所渗透，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作为灵魂支撑。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服饰的演变史，在“中国红”成为一个特殊名词的今天，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塑造民族之魂，从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开始，应成为社会共识。



一、民族文化的内涵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是培养民族心理、民族个性、民族精神的‘摇篮’，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这里的文化传统便是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



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随着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对外民族的文化吸收，民族文化也会有所取舍，最终成为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样子。这便导致在一些精华始终传承的同时，许多民族文化精髓的流失，甚至断了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将尚在的民族文化加以传承和保护。



二、服饰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思想意志与情感世界的写真，是人的仪表之尊、德尚之表和情感世界的外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在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各国纷纷致力于保护本民族文化。此时，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愈加显得重要。



（一）传承民族文化



服饰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它是指服装、饰物、穿着方式、装扮，包括发型、化妆在内的多种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同的时代、环境将会形成不同的服饰文化，服饰是民族文化在生活中的常态化的集中展现，从中可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内在精神和社会风貌。因此，服饰其实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二）树立民族形象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美学的开山鼻祖柏拉图就提出了“文艺不仅能引起，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的观点。作为拥有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经过一个世纪的迷茫、困惑与自我否定后，正急需展现自己的自信与成熟。而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文化、职业、经济条件、地位、审美、爱好，甚至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想要表达的思想观念或情感意向，都能通过服饰来表现。如今中华民族自信和成熟了，也应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用自己的独特服饰，与同属东方的日本、韩国区别开来，树立自身独特的民族形象，展现自己独特的民族魅力。



（三）增强民族凝聚力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仅仅是经济、物质的发展远远不够，还需要从文化、精神着手，增强民族凝聚力。国是大的家，家是人组成。要让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认同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服饰这个人人不可缺的生活大方面、小细节，便是最能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的事物。



三、我国民族文化的现状



中华文化已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力量早已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而今，我们的生活却被各种外国文化所充斥，部分国人甚至崇洋地看不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虽然国家政府一再号召保护民族文化，但由于宣传手段单一、手法僵化、力度不够，我国民族文化依旧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甚至被恶意丑化，以致于号召力、影响力大不如前。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对我国这个汉族为主、民族众多、成分复杂、文化多样的国家而言，虽然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甚大，但要让所有民族都信服和认同，却还是力有未逮。因此，在我国民族文化之林中，找到其核心，从而熔众多文化为一炉，形成核心竞争力，成了当务之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正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失去了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同时，还要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大力宣传，找到其核心共性，让我国民族文化大放异彩。



四、国服的符号性思考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比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色代表性服饰，今日的中国服装市场却被各种国外服饰占有，没有一种达成社会共识的能代表自己民族文化的服饰。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于是否应该设计并确定我国现代“国服”，也还处于争论阶段。但是，2009年两会期间的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当今中国是不是需要国服”支持率为60.21%，“如果我们现在有国服概念款，大家会不会支持并购买”支持率为84.47%。从这个数据来看，设计并确定国服乃是民心所向、所求。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的文化符号，服装又是最具有大众意义而又有实际作用的文化符号。”如今，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越南的奥黛、印度的纱丽等国服已成为其国家和民族属性的象征。作为曾经的“衣冠王国”，我们却用西方国家通用的西装作为身份标识进行国际间交往，没有自己的国服，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遗憾甚至羞愧的事情。



国服是具有普通服装的基本功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同时体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征，适合大多数中国人穿着的统一规范服装（正装或礼服），是公民参与国家重要会议或庆典、外事活动或专项活动时特别规定式样的限制性规范服装。



在我国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西方文明逐步影响国民生活的今天，设计并确定“国服”，有利于民族文化核心的确定，宣传民族文化，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提升民族文化号召力，进而继承、保护、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以“国服”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为标志来树立自己国家、民族、国民形象，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在树立我国经济大国形象的同时，也将文化强国形象呈现给世界。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符小聪.中式传统服饰艺术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再构[J]. 山东纺织经济. 2010（11）



[2] 陈思云.浅谈服装设计的民族化和时代感[J]. 广西轻工业. 2011（03）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5


在文化发展多元化日趋明显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受到空前重视。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http://冲击，正面临消逝的危机。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飞速消逝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心理，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显得异常的复杂和艰难。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尊重差异，解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形成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一、现代化进程中，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界定



（一）对少数民族现代化的界定



1．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分歧。大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描绘较模糊，尚未呈现一个清晰的认识。每位学者对现代化的含义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不同的解说。



我国现代化理论家罗荣渠教授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严英龙研究员认为现代化就是以市场原则为取向，以工业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代替，并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适应性变革的过程。厉以宁教授认为，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经济、社会、文化、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不断的改善，社会运行效率得以不断提高。马崇明认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机构的根本变化。①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界定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指：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社会发生同质、同向的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化。简单的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不是用别的文化去代替传统文化，不是让少数民族舍弃传统而另就，而是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力量推动现代化，通过现代化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现代化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 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够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与发展，创造出新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和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和碰撞。



（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界定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的总和，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精神文化方面。“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的传承了下来。传统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拢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②这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了长时间形成，积淀并传承下来。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继承，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古至今，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都积极的为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谋划策，各抒己见。当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侧重于原生态的保护，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些学者认为如果保护措施和手段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原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变革甚至是异化，就背离了保护的原意。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



（一）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对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始终面对着文化差异和社会生活多样的客观现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的产物。只有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性，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汉族文化在交流中走向融合，促进文化共同繁荣，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有利于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各民族和谐相处。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是减少社会矛盾，建构和谐社会的前提。而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是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和谐，最终将建设“精神家园”落到实处，共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三）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



“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文化的繁荣在于发展，传承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传承。因此，文化的活力只能在发展中得以展现和延续。相对于变化发展的世界，停滞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活力”③因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结合当代实际的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最终将因为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而被遗弃。



（四）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能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特有的实质“内核”不仅在历史上为维系民族的认同与团结，生存与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活动，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成为决定许多重大经济活动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5]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着浑厚的社会基础，构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起点，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且与社会现实生活相交融。因此，文化之于社会现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地大物博、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文化、心理，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使得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很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显得异常的复杂和艰难。现代化的推进必然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它的传承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行政的干预，机遇与难题并存，形成诸多急剧复杂的变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一些民族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信心，导致很多文化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这个危机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历经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在一段时间后大部分丢失。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6


一、东北民族文化构建下的冰雪主题公园



东北地区是金代的发祥地。金代与汉代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其艺术审美和文化的融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发展，并区域性地影响着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冰雪景观在地域的孕育中实现了与大自然的共呼吸，真正成为“寓情于景”的大地艺术。如雪橇、冰球运动蕴含着金代崇尚骑射游牧文化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个性完全植根于地域，作为民族个性的载体具有极大的潜质。如对其进行一系列的产业链建设，冠以“辽金文化一条街”，带有鲜明的标志性口号――地域性产品、餐饮、住宿等服务性项目，这将使冰雪主题公园建设更加完善。



“冰城城池”（模拟杭州宋城）模式在时代语境下，既符合东北民族文化的特征，又保持了自身的个性和独立性，适合当代旅游产业的开发，“城池”是金代社会的缩影，它再现了历史的宏伟与壮观。如把我们所处的时代作为参照，纵览东北民族发展历程和存在状态，由于民族历史传统相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相对复杂的艺术景观应是冰雪园区转变的关键之所在。对自身的内在结构缕析出相应的主体轮廓和基本脉络，其间存在着丝缕关系。民族文化为构建冰雪园区的区域性民族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完全接近于民族个性的话语资源。



“冰城城池”借助于想象，使民族文化蕴含在独到的新鲜观感、新鲜表现中，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整合一、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整体，令游者由单纯的赏玩升华至美感的心灵畅游，直至情趣和意象融合的境界。如美国学者B・F・斯金纳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文化中给艺术更为主要的地位呢？其理由甚多，也许我们只想使艺术更好地被用来供我们享受，也许我们觉得滋养艺术的文化更有力量，因为它吸引和掌握着那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们。”对冰雪园区的空间进行分隔和调整，既是对空间的建构也是对时间的捕捉，将一些彼此不同的、外在的但属于整体的部分同时呈现给观者。如此丰富地运用某些地方所表现的特征，可以在整个产业链里发现类似的例子。在建立和保持民族个性中发挥着一种本质性的、统一体的作用。从而由欣赏体验到寻求规律感，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



二、阿城遗址带来的启示



金代杨微《二骏图》中再现了游牧民族女真人牧马的紧张情景。它是一种存在的“静态画面”，时间似被凝固了，画中的人和物瞬间静止在那一时刻。这些场景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中大部分是与文化相关的――超越流行元素谋求经济生存，努力获得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典型的民族特征，进而呈现出一种完整的民族精神。



民族主题公园是由众多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加上富有民族风情的民族个，融入更广阔的语境时，其优势才能显现出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那种典型的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环境，更加令人向往。从而，建构“东北特色文化一条街”也是主题文化园区建设的特色所在。



从阿城遗址不断演化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它把符合人们喜爱对遥远国土冒险的许多潜在趋势进一步拓宽。进而一种民族意识开始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存在。这同时表明一种结果或者存在的事实，而且通过再利用已经存在的象征性境况，来重新塑造这种结果或者事实。当然不可避免地添加上了人为的含义。不仅仅是借助于常识，以及属于民族个性本身的民族特征，更应该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冰雕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独特的实体在视觉上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人们赋予了它那么多不同的意义和丰富的内容。在虚构的冰雪主题园区里使观众心中激起真正的体验，产生一种回味，让很多人生活在城池里，感知文化信息才是园区建设的关键。冰雪景观及其内涵，凝聚了东北民族精神――正如滑雪橇使人看到了前人存在的痕迹。观众体验到了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民族共同特点。冰雪景观城池首先提供的是从视觉上对民族特性的一种再现，对个性的直接而又有形的特定区域的再现。因此，冰雪主题公园景观的建构才会在保护中获得一种非凡的象征性价值。在这一系列产业链建设的同时，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是同步进行的。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1552222）



参考文献：



[1]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孟东风.金代女真人的汉化与民族融合[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6).



[3]B・F・斯金纳.艺术的未来[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1.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7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重塑；反思；文化挽歌



美国黑人学者亚历山大・克鲁曼尔曾经说过，“正如人的精神以其创造力和净化力作用于语言一样，语言也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1]因而语言也就成为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进行殖民控制的重要途径。作为向欧洲中心主义进攻的战斗檄文的《崩溃》，正是阿切比试图重塑非洲文明的绝妙体现。



1对民族英雄的塑造和对民族文化的讴歌



首先，《崩溃》塑造了一位立体丰满的伊博族民族英雄，实现了阿切比所说的：“非洲人是和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以及其它人种一样的人。”[2]开篇作者就以欣喜的笔调描写了一场十足体现奥孔克沃胆识与魄力的摔跤比赛。正是凭借摔跤比赛中的勇敢和部落战争中的神勇，使“奥孔克沃的大名像野火一样迅速烧遍了哈尔马坦地区”。[3]



然而，奥孔克沃一生即使在其鼎盛辉煌期，都充满对懦弱的恐惧。恐惧使他极力维护着自己在妻子和儿女面前的绝对权威，显得专断而冷酷甚至粗鲁。



同时，作者还对伊博族文化进行了谱写。如对摔跤比赛的描写可谓一场全民总动员的民族盛宴，突显了伊博族崇尚力量美的文化特质。同时伊博族人还充满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平的向往。部落明文规定：“部落不会贸然向外开战，除非……并经过山岗之神、洞穴之神的允许......部落从不打有过失的战争”[4]。在内部事务的处理上，则是通过从九个村庄中各选一个有名望的人扮成艾格乌格乌来协商解决，建构了一种原始朴素的民主制度。阿切比赋予伊博文化这个古老非洲文明一个自足的文化体系。



2两种文化、两种话语对抗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



在重塑、讴歌民族文化的同时，作者还敏锐地发现了民族文化的致命缺陷，



即它的封闭和愚昧，正是愚昧造成了部落内部的分化，从而给白人统治的渗透带来可乘之机。



作者对待白人文化的态度也是双重的。面对白人文化、白人宗教的强势入侵，作者以当地土著的眼光对其进行了漫画式的嘲讽和鞭笞，但对其宣扬的平等、博爱思想，作者是认同的。长期处于父亲压制之下的纳沃邪，在亲眼目睹被弃置在“恶林”中的双胞胎，特别是父亲亲手杀死和他亲如兄弟的艾克梅夫那之后，对部族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在白人宗教所宣扬的平等、博爱中，似乎得到了精神上的救赎。



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对抗中，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对这两种文明做了深刻的思考。他在建构非洲文明的同时，也在思索着非洲的出路，固步自封必将走向最终的衰落。



3结语：以英雄悲剧命运为视角谱写的一曲民族文化的挽歌



奥孔克沃，一个伊博族的部落英雄，为了捍卫民族文化不惜与白人文化对抗，最终却落到了“像狗一样被下葬”的悲惨命运。民族文化最坚定的捍卫者，却最终为他所捍卫的文化所抛弃，这是何等的讽刺，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奥孔克沃身上具有了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人物的悲剧力量。引起了我们的悲悯和反思，我们不仅为奥孔克沃而悲悯，更为奥孔克沃所代表的伊博文化的最终崩溃而悲悯。奥孔克沃作为一个部落英雄的悲剧命运和文本中所描写的伊博文化的命运是暗合的。《崩溃》也可以看作一曲以英雄悲剧命运为视角的民族文化的挽歌。



参考文献



[1]《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北京大学出版社.



[2]《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王铭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8


关键词：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全球化意味着解构以及侵蚀民族国家；也可能意味着把民族国家转变成跨国国家。民族国家为此发起一场“民族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也成为了政治界、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但就“民族主义”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且我们对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族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也不能作出比较明确的把握，由此更不能清楚地理出这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每个人看待这三者的立场不同，以至于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不能找到彼此的联系。然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通过对这三个概念的梳理、解构、辨析、定位，发现这三者所具有的特点会处于一个平面中，这样他们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



正如詹姆斯安德逊所言：“民族主义是一个最成问题的问题，简直就像一条变色蜥蜴一样，不断改变它的肤色，以适应不同的政治环境”。［1］



美国教授汉斯科恩曾指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民族主义就其完整的涵义而言，是近代社会才开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后经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推进，在欧美地区正式形成。19世纪中叶后，欧美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由这一演进的过程来看，民族主义是具有动态性的概念。然而尽管这一概念是非静止的，但仍有一个定点供这一定义延扩。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中，“民族”就成为着以基准点，而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础和最主要的成分。“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在政治上彰显的，但要从概念史的层次来讨论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方面，诸多的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一方面，另一批学者认为民族促生民族主义这样的定义难免会使人处于鸡与鸡蛋的两难境地，在这里不在加以阐述。



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一定的意识形态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定义本身就是相对性的，民族是一变化的概念，缺乏严密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不要在近似领域内表现的太精确，太逻辑。为此，寻求走第三条可能的道路，在不确切中寻找不确切的因和果，这样既可做到在近似中的严谨，也符合主题所要求的近似。所以在政治和历史领域，民族和民族主义已取得了同志地位，在这两个世纪以来是最恒定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指强度，而是指其延续时间之长和普遍性。



政治学家吉尔德拉怒瓦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甚至变化无常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能为极其矛盾的客观目标服务……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2］那么对于其基本涵义的理解，有助于辨析与其有关的几本概念。



二、族裔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再次出现，根据霍布斯鲍姆的理论，它们是对“20世纪世界绝大部分地地方国家形程中过分强调非民族和民族主义原则的回应”。［3］在安东尼史密斯的书中说到:“达到民族非政治化的目标的两种方法是将民族的文化从国家政治层面或经济联系中分离”。而民族一旦失去了这两种功能的话，就会降到“族裔”、“文化”或“民俗”的层面。这说明族裔和民族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在族裔民族主义中，“民族性”成了“族裔性”的同义词，而民族认同也经常被视为思考或意识到拥有“原生”或继承的群体特征，即拥有诸如语言、习俗、地域联系和体貌类型之类的“族裔性”成分。随着血缘群体的扩大，这些群体通过进化而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由此可以推断，在所谓的前现代化时期，民族和族裔有重合之处，前现代化是相对于现代化而言的，因为在前现代化时期可能找不到“民族”至少找不到近几个世纪出现的大众化，法律化，公共化与地区化形成的民族。而存在的只是很多松散的集体文化单元—族裔，然而，族裔认同的文化内容及其内含是根据每个人的理解和态度随着文化，时期，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从来不是静止固定的。且族裔联系如同其他社会约束一样从属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因而随着环境变化而摇摆不定。所以历史上的族裔共同体有其形成，发展，解体的过程，有些也会被相邻的族裔所同化而成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不能将族裔和民族联系起来是因忽略了前现代和现代文化的一些差别，现代民族是“大众民族”是一个范围更广，内含更丰富的概念，族裔则是那些小范围的精英集团而形成的“民族”—族裔。为此，有一些族裔联系从前现代化时期在特定人口中至少某些部分中存在下来，而这些联系通常成为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产生于前复杂的社会与族裔形成之中，产生于现代力量可以改变但永远消灭不掉的不同类型的族裔中。就此而言，现代记载着不同时代的经验和认同，记载着各种各样族裔形成的过程。早期的影响在后期被修改。由此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集体文化单元性质的混合物。



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已成为一大潮流，其根源是前现代时期族裔遗产—“中心”族裔与“边缘”族裔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因技术、文化、经济、政治而处于中心族裔的基础之上。而处于劣势地位的“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因中心或关键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由此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样族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发生，逐渐演化成为程度更深，涉及面更广的民族主义运动。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一例。然而族裔民族主义是多政治方面的，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扎根于既存的族裔联系及其政治运动之中的。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族裔民族主义是包含在民族主义之中的，它是未出现民族主义以前是与后者在概念上有重叠的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的。



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定具有多重性格，多重形貌特点，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其弱点，民族主义可以表现出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更为强大坚韧的生命力。但民族主义又不得不依附和屈从于其他的意识形态才能成活和发展。所以对待民族主义应谨慎。再对民族主义追本穷源同时也应该看到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危险性。



民族主义有时与种族主义和仇恨相连，或与阴谋理论相连，种族主义的生物的或文化的理论可应用一个大陆。种族主义并不总是民族主义的，而某些种族主义接受民族的没落并屈从于外国的强国。因为他们得到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满足。在希特勒时的欧洲，那些与纳粹有共同的意识认同并与其合作的人，都是一些否认其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经常比民族主义更强大。



社会科学的发展加强了这个古老，陈旧的标准。至少从动物学的意义上讲，“人种”一词不等于“民族”。从某种科学意义上讲，人种意味着对族群和文化的研究。然而在大众意义上，此词更指对一个种群，一种族类的认同，且这一认同与民族认同并不重叠。人种有时同民族是对立的，甚至几乎是超民族的。此时，人种所指的比种族更为具体，而又比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要广。但有很多种因素促使这一词意的变迁。最常见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种族”一词在19世纪是很正当的，但自纳粹暴行之后又成为最不体面的。“人种”一词于是成为种族的婉转代用品。这种将人种概念赋予种族主义的含义的用法，使得种族主义完全超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而且这意义上，对人种的分类是种族主义的，但对于各种族的平等尊重只是文化主义的。



达尔文进化论加上后来的遗传学，共同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让人民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驱逐外人。反犹主义到1880年后，也带有了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往来以宗教为诉求的)。德国及法国的种族主义预言家，张伯伦等人。在1900年后“北欧人”一词大量出现在种族沙文主义者进化论述当中。［4］



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普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而种族主义者不能和民族主义融合；还存在着一种巩固和民族主义。相反德国种族主义却利用民族主义为其服务，着其中有许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一德国式的“民族”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面具，一种对于民族思想在近代扩张的否定，一个前民族意识的反应，或者更应说这一民族是为发动具有自卫意识的民众而指定的一个新对手。但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是种族的敌人，而非民族的敌人，在这一点已超出对民族的定义的范围，除种族主义与民族在定义的层面有差异外，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这个例子中，“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一直缪勒这类严谨学者愤怒地指出:“种族”这种遗传学观念，根本不可能从语言问题中演绎出来，因为语言并非遗传得来。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主义纯正度的坚持，退占到语言民族主义之上，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种族主义是人类学和遗传学，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就此两者的概念具有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种族主义也通常被一些政客加以利用，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实现其具有反人类性质的政治目的，而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也包含了这一种另类的种族主义。所以，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大的集合，种族主义为一小集合，那么种族主义的外延有民族主义不包括的一部分。



四、族裔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族裔民族主义在传播其历史的过程中有不均衡的现象，对民族主义的大众动员过程具有强烈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发达的现代化时期。在族裔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共同体所具有的集体记忆，神话和传统均有所缺乏。一些民族主义只是分子通过一些方式活动用一些文化价值来武装共同体，以恢复族裔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两种方式—文化政治和纯粹化却使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而与种族主义想类同。



民族主义分子使过去的一些象征，事件，英雄和纪念物赋予新的民族意义，由此而产生了英雄主义和本土文化政治化的现象.为民族的凝聚力起到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本土文化政治化往往和共同体单纯化齐头并起。共同体单纯化意味着要抛弃所有的“相异”的一些特征，是本民族成员本身得到净化，然这种净化的过程，必须会对共同体中的外来成分以手术族裔群体采用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些少数民族或外来人会腐蚀民族的道德品质和生物纯洁性，而且还认为本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优于其他民族，因而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转化为对不同民族的疯狂仇恨，造就了二战时德国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大屠杀，族裔民族主义害怕族裔和文化的融合及衰落，担心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而采用这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超出一定的范围，一定的限度，就成为了种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结论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三者的定义通过以上两两进行辨析论证之后，得出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别和联系的，虽然不是很准确，但至少它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可以给我们更多思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转引自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上海:血淋出版社 1999.12，第1页.



［2］同上，吉尔德拉怒瓦:民族主义:七头蛇从未被消灭.法国《世界报》1992年5月18日



［3］艾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李金梅译 民族和民族主义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9


但是，史密斯在书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分量的实证分析，他只是观感般地强调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塑造民族主义意识上的根本性作用。他甚至说：“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统中寻求庇护。”（2）他确信：“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现代世界普遍现象的关键，主要在于历史文化和族裔纽带的既有框架和持久遗产，而不在于全球性互相依存的影响。”“民族主义远不止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其他现代信仰体系不同，权威不仅仅存在于民族的普遍意识中，而且存在于此民族和彼民族的特有现象和特性之中。民族主义使这种形象和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3）因此，他否认全球文化或世界性文化的可能性。他强调：文化是建立在“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地讲述、体现的原型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记忆基础之上的。”而全球文化则不能够提供“神话和象征、价值观和认同性”。他在分析“新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时，也强调“共同祖先的神话的重要性、历史性记忆与共同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土地与人民忠诚的重要性。”他说：“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现代世界上前现代族裔的普遍遗产。”（4）无论是理解西方族裔新民族主义，还是分析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认为向宗教的激进形式复归只是一种表达恐惧与不满的形式，或者认为它是传统价值观和象征崩溃的表现，都是错误的。”民族主义的成就就是“把对族裔历史的记忆和古老的上帝选拔的宗教神话与在一个历史上的‘祖国’里努力获得共同的领土和政治自治联结起来”。（5）也正是由于对历史、文化的强调，史密斯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说：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欧洲以及其他统一计划：“一种是要取代民族国家的英雄式努力”，注定要失败；“一种是新型的自然生长的民族共同体形式”。然而，“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和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作任何的补充。” 为了转移不同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与认同，并使他们执着于一系列新的共享的欧洲神话、记忆、价值和象征符号，“需要建立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工程，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这在过去只有用解散现存的集体与组织单位，或者通过大众宗教运动的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6）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7）



显然，史密斯基本上是一个坚持神秘的文化本质主义、绝对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者，因为他把历史文化赋予人们的种族、族裔特征看作了决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的主导性变量。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来，这是他身处欧洲中心而且主要是对欧洲中心进行表象观察的结果。其实，所谓文化，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本质禀赋，它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及形成自然的人类共同体并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发生自觉的共同体之间的交往等历史活动中被创造和不断更新、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而且，“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人类在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同时，还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9）因此，某一人类共同体的所谓文化特征不会赋予其成员一种不可移易的本质，也不会是决定这一共同体成员行动的主导性变量；而应该说，这种文化特征只能是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不得不守持的生活，但一旦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比如与其他共同体交往即发生了比较或被提供了参照，主导性地决定其行动的就会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性需求的生活的追求，而不是既有的所谓文化特征。这种对新生活的追求就会创造出新的文化。与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相比，一切外在的、被赋予的价值观、历史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都是次要的和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可抑制的交往、追求和创造才是人类最根本的文化特性。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打破旧的传统文化、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追求和创造进步的和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的新文化的革命运动史。



具体来看，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为排外主义的族裔民族主义，其原因可能是民族优越感，据有的文献指，与移民大量增加造成文化冲突、安全感的破坏等问题有关，但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不会放纵这种种族主义复活。而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的原因则主要应该在社会主义在该地区的失败中找原因。假如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假如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诚恳的尊重，假如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是占主流地位的强势意识形态，那么，即使存在少许眷恋其古老文化特性的族裔民族主义者，他们能由机会和条件以所谓文化特性动摇大众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吗？显而易见，表现为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共识和由于个人地位、利益得到保障、尊重而发生的政治认同而特别是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优位于文化认同，因为人们首先追求的物质利益、人格尊严，其次才是精神上的愉悦体验。也就是说，文化认同在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可能发生作用，即文化认同可能作为政治认同的一个基础和诱因，但不会必然诱发政治认同；相反，倒是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人们的破坏了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失败导致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破坏，从而使他们有机会从古老的历史中寻求文化认同的灵感来独立地重建政治认同。但政治认同的重建一定有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即给民族主义注入明确的政治价值内含，因为那些古老的文化认同本身不会提供在现代社会能有效运转的具体的利益分配和制度建设蓝图或行动方案。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仍然是政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倘若政治认同重建失败，其分裂后独立的国家仍然会陷入内乱，从而成为失败国家后的失败民族，所谓其民族文化特性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总之，只有通过政治地图才能找到民族和民族主义，只有通过政治追求才能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



即使是史密斯持因固执于各民族文化特性而持怀疑态度的“欧洲认同”，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却表达了积极的意见，他说：“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10） 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



史密斯著作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分析被西方炒作为发生了“新民族主义”问题的中国个案，但分析中国个案更不支持他的结论。从所谓“新民族主义”的两个具体事例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人权斗争”的确似乎反映了价值观的冲突和文化的异趣。但人权斗争主要是政府的外交行为；从大众的角度而言，人权呼吁和法治建设一直是、特别是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再一个就是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大使馆被炸激起的抗议，这是对国家尊严遭到侮辱、利益受到侵犯的愤怒表示，与所谓文化特性无关，而且抗议还受到了政府严格的节制，没有形成可称为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众运动。其实，分析中国个案更应该关注的是大众价值观的变迁和普遍的行为趋向。比如，从60年代初前后发生的为逃避贫困和专政暴力而出逃西方从事服务、生产经营活动的暗流，到80年代的留学热，再到90年代以来的移民热和准备移民的双语教育热，以及接连不断的平民有组织偷渡活动和贪官阶层有预谋的出国失踪避难，都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关系的学理思路上去分析，而不是位序相反。而这些所能证明的，如果从文化决定论来推断，应该是文化凝聚力的弱化和民族主义的无能化。面对不断的精英流失，还能期待产生什么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吗？近年来，国内有的论者受到民族主义研究潮流的诱导，提出中国应当振兴“尚武”精神的民族主义，其耸人听闻的言论本身岂不是符合了本来就是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制造学术理论根据的“中国新民族主义论”的罗织，一如鲁迅先生所言：自己本来没有毒牙，却在自己的额头贴上“蝮蛇”二字，招人来打杀。当然，这种振兴的内容和号召方式着意于“既要靠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11） ，与神秘的文化特性论和“上帝选拔论”很有理气相通之处，尚未着政治民族主义的边际。



总起来看，史密斯从文化特性来定义民族和分析民族主义得出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从所谓文化特性来推测民族主义，必然会感到人类难以摆脱族裔冲突的宿命。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精神不是追求文化特性的自恋，而是在谋求生存、发展与合乎人性需求的自治方式中创造了文化。从学术研究的实证分析角度来理解，探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还是应该回归民族主义的本来意义即政治民族主义，只有在政治民族主义的本意上，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认清人类是为了共享价值和建立平等、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从建构了民族主义话语，而不是人类本身被神秘的文化特性之类的民族主义所控制。在这种意义上，从整个世界的政治进程来看，过去的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但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世界主要大国在反恐、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等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共识，我们看不到西方国家排外性族裔民族主义会控制主流思想的可能性，看不到冷战后初期民族国家增生现象复活和发生在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分裂性族裔民族主义左右国际政治格局与进程的可能性。相反，我们看到了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和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功能的复杂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移民、经济移民、文化移民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显示和实践了超民族认同和地区性、世界性统合的可能性。正如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观察的：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政治和族裔政治现象在“功能上”不同于19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它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12）可以谨慎地相信，21世纪将不再是民族主义的世纪，而是一个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发展的世纪，一个可称之为人类主义价值观萌芽、生成的世纪。在这种全球化和世界性统合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冲突和摩擦必然会发生，但那只是说明在文化的交流、共处和融合进程中需要不可或缺的调适，这种冲突和摩擦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号召和行动能力，也就是说人类能够控制它而不是人类被它所控制。如果说新世纪的族裔或民族问题能在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谱系上找到相关的联系，那么可以把它称之为后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世纪之后的、已经失去主导世界历史进程能力并不断被全球化技术手段、跨国经济活动和超国家政治协调所克服、被更加普及的知识和学术理性所解构从而丧失功能的民族主义。



注释：



1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页。



2 中文版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3 序，《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4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3、82页。



5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93、94页。



6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69、155、168－169页。



7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79、191－1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1页。



9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62－363页。



10 迪特尔·格瑞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举”》，《读书》2003年第10期。



11 王小东：《当代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民族文化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



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观学界对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国学思想、宪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梁启超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及其学术评价方面,仍有继续深掘之必要。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着《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着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不断丰富的演进过程。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强调夷夏种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到中华各族合为一体的“合族民族主义”,由中国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义”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这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着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首次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③。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④,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上述资料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⑤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⑥。甲午惨败、山河破碎、国衰力弱的现实将中华民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之役始也”⑦。“公车上书”可以说是维新变法思潮从兴起走向高涨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萌芽的标志。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萌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必然产生“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良师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是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国人对世界传统影像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启迪及日本民族运动巨大潜力的助推所形成的强劲动力,促成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对梁启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华夷之辨”的消极意识、落后观念不绝如缕,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华夷一家”、“协和万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在民族问题上,儒学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民族间交往中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郑观应的中华民族优越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意义,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唤醒民众的时代需求。传统民族观念特有的积极意蕴,自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赋****”学说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卢梭的“天赋****”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后又辗转到美国、澳洲等地短暂停留。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着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财学的着述。这些逐渐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中国,尤其沉醉于对中国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天赋****思想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诸如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建国思想、洛克的“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公民维权理论亦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影响颇深,强调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的理论问世以来,“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⑨。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总之,梁启超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营养和进化论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立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对梁启超启迪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间飞速崛起的能力。在对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切身体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⑩。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以图通过此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粗浅评价



研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获悉,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两条典型的路径:一条是以法国为代表,强调主权在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条是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重视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近代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意等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在不同环境下强调侧重点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就两者的关系来说,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着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