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文化世界与本土有机结合的产物。所有内容和因素都是传统与现代、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对流、相互渗透和包含的结晶。同时，它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统一的开放系统，流动和变化，在流动和变化中有着共同的常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激励我们思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国，生活在斯通各个时代、地区、民族的人，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各文化、各宗教不断碰撞、冲突、交叉整合、多样化、统一、和谐，形成了多元化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自古代祖先以来，虽然中国文化经历了曲折和变化，但它顽强地继续下去，没有被外国文化的影响所中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个文明是如此的灵活和连续。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内在自我的独特精神，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吸收性、消化性和同化性。


　　六经中华文化的根源。“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刘谢的《文心雕龙》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乐不传，又称五经)并不神秘，是夏商周三代人生活世界的记录或反映。六经是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经的精髓是什么？是对天地和生命的敬畏，肯定“天视自我，天听自我”，“人不在水监，当民监”，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义社会的憧憬，对人文价值观、多彩文化和各种审美情趣的追求，自由人格与相互关爱、和谐与秩序的统一，自觉评判历史与现实，丰富天地人相处的智慧。包括动态平衡中道等。它突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保留对天空的信仰，注重人文实践；特别肯定人与自然、人、家庭、宗族、民族、宗教、人与身体生活的融合；注重教育，强调礼乐教育和道德精神；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古代到现在，贫穷；注重实践精神，知识与实践的统一，通过应用，明体应用。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孔子继往开来，整理六经，创造性地转化了三代文化传统，尤其是周公，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规模，特别是“仁爱”精神，突出了核心地位。仁、诚、忠、恕、孝、孝、友、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体系，以“仁”为中心，是后来的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继承和弘扬的。儒家强调王道、仁政、德治，有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的传统。


　　汉代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和治国范式。朝野关注的焦点是“内裕民生”和“外服四夷”，所以特别强调文治武备。中国文化的一个取向是，文化观念比民族观念更重要，文化界限比民族界限更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性格中的“和谐”大于“分离”，提倡宽容、和平、兼收并蓄、吸收众流，提倡会通、综合、整体、融合。与罗马的武人专政相比，中国汉代的文官政治和文治政府文明了很多倍。丝绸之路在中国的陆地和海洋中开辟得很早，中国人民从未有过殖民、侵略和种族灭绝的传统。孔子说“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倡导仁爱，泛爱众，修身律己，善待他人。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建议，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中国人爱和平几千年是出于天性。我们讲谦虚，不提倡屈辱的和平。我们以自卫国家为正义，必须严惩侵略者。千古传颂中华民族的忠义英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和谐、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指示非常重要。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基础，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只有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根”(不是枝叶)、“本体”(不是功能)、标准(不是客座)和“主体”(不是客体、对象)，这样就不会左右摇摆，迷离失据。由此产生的现代化才是我国真正的、健康的现代化，这当然并不排斥借鉴人类其它古今文明的精髓和优长。


　　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周朝的官方教育是以六经为中心的教育。《周礼·大司乐》指出，有道德的人可以用乐德教国子。乐教的六大美德是:忠诚不偏私，和谐不同，刚柔适中，恭敬不断，孝敬父母，友好兄弟。这六种美德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观的指导下，乐教的功能和目的是:“以和邦国，以和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


　　据《国语·楚语》报道，即使在春秋时期，楚国也有传习六经的传统。从楚庄王时期医生沈叔回答庄王如何教育王子的信息中，不难知道楚国君臣也强调诗歌教学，重视仁、德、孝、忠、信的价值指导。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的总结，起源于春秋，确立于汉代，是稳定国家和社会最常见、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维”是一根系物的大绳子，四维是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和后来的学习——齐国姬下学宫的学者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灭亡。礼、义、廉、耻是治理国家的四大纲，没有这四大绳的维护，国家可能会灭亡。如果官员和人民懂得礼貌、正义、诚实和耻辱，他们就不会做超越职责、违反常规的事情，懂得羞耻，也不会隐瞒自己的恶行。这样，国家就会强大。儒家后来接受了礼、义、廉、耻的说法。明清时期，“孝、友、忠、信”与“礼、义、廉、耻”相结合，称为“八德”。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大基本道德原则。孔子以前的思想家和孔子分别提出了这些道德原则。孟子明确指出了“仁、义、礼、智”四德。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将这五个基本道德原则视为人的“常行之德”。《白虎通义》和《论衡》都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五性”、“五常”，重申为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中华民族最常见、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


　　在观念和价值层面的文明中，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教自然”、佛家“慈悲为怀”、宋明理学家“民族与物”等理念，成为圣人、圣人、真人、菩萨佛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功夫论，都是调节身心安定下来的伟大途径，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宋朝以后，四本书取代了五经，移民和海外广播。五常、四维、八德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已成为整个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的精神文明。“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灾”成为草根人民的生活信条和“人民日常生活不知道”之道。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老百姓身上体会到这些善根的存在，比如天津三轮资助贫困学生的白，湖北的信义兄弟。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和基础。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五四“全盘西化”思潮，尤其是文革“全面反传统”，对我们的文化根深有害。近30年来，权力和金钱拜物教盛行，人们开始反思意义世界的失落和安定下来的危机。为了弥补体制内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基础知识和教育严重不足，民间自发掀起了所谓的“国学热”和“儒学热”。人们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和人生智慧有需求。官场腐败的严重性也使人们认识到，除了制度和法治的完善外，还有官德和官员治理的整改和重建。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的文化信心来自于文化意识，即我们应该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宝藏和对世界文化历史的巨大贡献。西化派、文化虚无主义和自杀主义者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化。有许多所谓的基础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必要的”，是批评他们想象中的西方想象中的中国。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指示，实际上是通过四个“明确”来混淆，明确原始来源，增强文化意识和文化信心，特别是价值观信心。


　　自5月4日以来，直到今天，所谓的中国民族讨论在中国思想界都很流行，包括“哀悼其不幸，愤怒其无可争辩”的组成部分，以及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质的深刻反思和回顾，这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也非常复杂，不排除一些西方和日本人恶意歪曲和贬损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与所谓的“劣等种族”。即使是今天，当一些年轻人谈论中国的民族性质时，他们也只有劣根性，而不是优根性和自根性。有的人把人类各民族的一些病态、负面的东西都算在中国人头上。我们的中华民族和文化在世界上延续了几千年。当然，我们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即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这些价值在现代西方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上几个著名的《人权宣言》和《世界伦理宣言》都借用了孔子和儒家价值观的“仁爱忠恕之道”。中国现代文化和道德文明的建设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也不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资源的“彻底破裂”、“破坏”和“雄辩”上，这也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遗产的继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只有振兴优秀的传统文化，调动其积极水平，参与现代世界人民心灵的重建，才能真正调节国民文明教育的不满。多维而厚重的中国人文精神超越了西方单维、平面启蒙的理性和功利主义，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而长期的价值，有助于弥补西方现代文化的不足。